LInSJTU

很失败啊
浪费了很多时间，看电影、上网、玩游戏
就是没有做自己的主业
－－－－－－研究
到现在都不知道老板的报告如何写
paper也不想写，觉的很失败，该怎么办
真的很对不起老板！
真正认真考虑了一下退学的念头
的确是很失败
要加班了，无论如何
要硬着头皮上
不管不顾了
－－－－－－－－－－－－－－－
今天看到一个本领域大牛的网页
很厉害啊
文章、数据、软件居然都可以下
真是瞎了我的狗眼，现在才看到
失败啊

谁是儒家真正的敌人
2005-11-18 10:27:31 来源: 南方日报 作者: 陈壁生

一种思想，一旦摆脱了书卷的羁縻，降临于社会现实之中，成为生活原则、政治政策，便不免显出歧异的面貌来。于是为这种思想鼓吹的，并不见得便是信奉者，反抗这思想的人，有时恰恰是这种思想的知音。譬如魏晋时代，权力集团是喜欢儒家的，于是“以孝治天下”。孝则孝矣，三代之治没有来临，反倒治出一个“名士少有全者”的社会。而当时的名士，却偏不吃统治者那一套，所以只得“非汤武而薄周孔”。所以，整天自奉为礼教信徒的人，却是败坏礼教的人，而反礼教的，倒是真诚地相信礼教。这种状况，历史并不乏见。

　　而在古代，谁是儒家真正的敌人？是叔孙通、公孙弘那样的人，他们自称儒家，他们做的事情，也似乎能够在儒家的书里找到一点证据，但是，他们主要是用儒家去服务于专制政治，用儒家去让刘邦知道做皇帝的风光。这些人败坏了儒家的形象，更对儒学臣服于专制下二千年负有重大责任。

　　近代以来，谁是儒家真正的敌人？就是那些宣称自己信奉儒家的统治者，和为这些统治者出谋划策的读书人。儒学太容易被专制利用了。清末政府为了挽救颓局，就大力抬高孔子的地位。民国袁世凯的尊孔读经封圣衍公，其背后，也是为了他的帝制。正是这些把尊孔读经挂在嘴边的人，他们的迂腐、愚昧、贪婪，让那些对儒学抱有幻想、存有信心的人，最终彻底丧失了幻想与信心。倒是那些全盘反传统的自由主义者，用一种极其激烈的态度，把中国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尖锐地提到了儒家面前。五四时期提出来的民主、科学、自由、人权，都是一个历史时代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儒家内部在当时并不能消化。

　　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以为儒学在中国可能的发展前景，主要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作为一个表达中国人伦理道德、生命情感的符号系统，它可能通过话语功能的强化，在本源处重建道德。在这个层面定义儒学，可以说很多人都是儒家，比如反传统的鲁迅对待寡母的态度，胡适对待发妻的态度。在这个层面上，儒学与汉语联系在一起，也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第二个层面，是儒学在现代社会中如何面对政治。传统社会中儒学的“落脚点”，也就是它的政治社会功能的实现，落实在家与国两个领域上。而今天，在国的领域，儒学明显已经不适应了，但是可以把“国”转化为“社会”，把“政治儒学”转化为“社会儒学”。“社会儒学”在我看来包括了两种单位，第一种是家庭和正在式微的家族；另一种是书院，承担着类似于现代大学的部分功能。

　　在今天的社会，出现了一种非常怪诞的现象，那就是那些儒家口号叫得越大声、态度越激烈的人，就越出名。而不管这个人的水平到底如何——恰如芙蓉姐姐现象。

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当今同情儒家的朋友们，至少应在个体修身上做好，要在家庭、家族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然后再发扬坚持道统批评社会的儒家传统。十三经之中，除了《孝经》之外，其他的经书中个体安身立命的地方都在家庭、家族，在“社会”。不要动不动就把儒学政治化，把儒教国教化，汉代专制政治对儒家的伤害已经够大了。

8 圈/13 分钟
还不算慢把
一下午的时间重装了系统
唉
继续写.................................

从cchere上看的
看来老谋子拍的不错
不能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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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走单骑 （原创，不喜请跳过）
送交者: 客随主便 2005年10月22日
张艺谋到了夏威夷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但并未留意，因为对他我并不是十分的熟悉， 即使看过了他的很多电影，我却没有追星的感觉。也许是年龄的原因，我已经过了对什么事情会有所痴迷的阶段。而前两天的开放座谈会，一方面由于自己的繁忙，另外也预感到拥挤的人群不会使我多出任何收获，所以也没能参加(后来根据一个参加了的MM反映，的确人多得挤不过去)。直到星期四晚上，我的老板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同他的太太一起去看电影，张艺谋的片子，我才翻了翻手中的夏威夷国际电影节的节目单，发现竟然没有电影的具体的名字，顿时感觉有点子神秘，去网站上找了一下关于他的电影节主页，发现连接是《一个都不能少》。 我之前看过这片子，对这部老片子仍然如此神秘不觉有些失望。但既然是老板盛情邀请，我又怎敢不去。于是今天早上，硬着头皮，参加了夏威夷国际电影节张艺谋片子的首映式。
开幕式早上9点钟开始，一个美国导演做了简短的介绍，介绍了国际电影节的情况以及张艺谋的一些背景。事实上张艺谋已经在12个小时以前离开夏威夷去了日本参加那里一部新片的首映式。导演介绍说，今天我们应该看得是《一个都不能少》，但是，他告诉大家，根据以往的经验，等一下放出来的片子，应该不是《一个都不能少》，因为从中国来的片子，实际放映的片子极少是能够跟事先通知吻合的，中国的导演们和工作人员们会随时更换准备放映的片子。这是观众们发出了善意的微笑。事实上，根据介绍，最新的拷贝是今天早上6点30才刚刚运到，应该就是与在日本东京电影节播放的新片。这一下子让我多了许多兴奋，之前看过一些关于千里走单骑的报道，知道是一部文艺片，而且是反映人性的片子，但具体了解不多，这回有了眼见为实而且几乎是第一轮观看的机会。
灯光渐暗，电影开始了，果然打出来的片名就是：
《千里走单骑》
故事从日本开始，开场连续的日语对白和高仓健的出场让在座的美国人多少都有点摸不着头脑，因为这是地地道道的新片，甚至有人开始怀疑起拷贝是否错误，但毕竟很快进入了主题。一个日本渔民（高仓健）跟在东京的儿子建一（中井贵一）因为交流上的隔阂造成长久的双方分离，断绝往来多年。贤惠的儿媳妇（寺岛忍）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然而未能成功。这次儿子因病住院，儿媳给公公打电话请他来东京跟儿子见一面， 父亲于是乘坐火车来到了东京。但是病房里儿子拒绝尽自己的父亲，老人伤心地沉默的离开，儿媳追出来送给公公一盘录影带，希望公公看一下，借以让老人了解儿子的内心世界。
镜头转向了录影带，建一作为云南地方面具戏的爱好者，拍下了云南丽江的一些民间艺人的唱戏的镜头，其中艺人李某（对不起，忘记了他的名字，长得有点像张艺谋的脸）唱完一出戏后，对着镜头说，今天不在状态，下次要表演他的拿手好戏---千里走单骑，就是千古传颂，中日皆知的关公戏。他自认为是最优秀的唱戏人才。建一承诺转年继续来拍，专门拍这出千里走单骑。
电话响了，儿媳打来电话，哽咽着告诉公公建一其实得了肝癌，而且已经是晚期。沉默的公公于是决定，亲自去一趟中国丽江，帮助儿子来完成他的一个承诺与愿望。老人打电话告知儿媳并要求保密，于是观众随着镜头转到了丽江。
老谋子的摄影的确不同凡响，自然风情，民俗文化，相得益彰，把丽江的纯朴浓厚的民风和秀美宜人的风景巧妙的融合在剧情的发展中，让人颇有目不暇接的感觉。来到了专门演这种民间艺术的村落，在导游兼翻译蒋雯的带领下，见到了该村的导游邱林。
新一代的谋女郎蒋雯的气质风情与之前的巩章等人截然不同，在下看来应该是很亲切，自然，真实而又不是那么美丽却很有魅力的邻家女孩。而饰演邱林的演员就是名叫邱林的本人（群众演员）。从此，整部影片全部成为群众演员的天下。民俗本色，人性本色，在这些自然的群众演员的发挥与表演下，把真实的丽江的热情，风土 描画得淋漓尽致。
在邱林的安排下，一个演员正在上戏装，拿大刀，蒋雯很奇怪，因为这个艺人并不是李某，经询问得知，李某因为私生子被别人取笑，拿刀伤了人，被判三年徒刑，进了大牢。于是蒋雯只好给老人解释这样的情况，并开始返程。在路上，老人拿出钱给蒋雯，要求她帮忙想办法进中国的监狱排李某的戏。蒋雯告诉他，这超出了她的能力，表示爱莫能助，于是老人一怒之下要求解雇蒋雯，回村庄。村里的导游邱林，会几句日文，也会几句英语，但都是半吊子，基本上属于“哈喽啊，饭已OK啦，请下来米西吧“这样的水平。这样的语言为他赢得了观众的喝彩和微笑。如大多是中国人一样，他质朴，幽默而热心。 不同于蒋雯，他认为这件事他能够办成，收下老人的酬谢费用，他开始准备行头。蒋雯知道这件事的难度，于是告诉了老人申请进监狱拍戏的程序，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以免半瓶醋的邱林无法了解老人的想法。邱林于是背着行头，拿着大刀，与老人上路了。
邱林这个人物的真实感极强，他是小人物，他很土确很自信，在后面表现得更明显。他也喜欢钱，知道自己的帮忙是需要酬劳的。从任何一方面来说，邱林都比关老爷更真实，千古流传的中国文化，一个“义”字，涵盖了太多的东西，但真正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其实远远比义着一个字包含的内容更广阔。张艺谋通过这个小小的人物，在后面的剧情中，还会反馈给大家更多的东西。
两个人来到了丽江外事办公室，李彬主任（群众演员，叫李彬），热情接待了他们，但是表示了这件事的棘手与为难。邱林无法把日语表达出来，抱着词典给老人翻译，错误百出，日文英文混杂，一般是这样的对话：you know? 法律，然后用日文加一个词。老人固然无法明白，但观众却早已发出会心的微笑。于是只好拨通蒋雯的电话。通过电话，老人知道了事情复杂困难超出想象。
在一个语言不同的国家，一个全然陌生的地界，一个举目无亲的环境中，老人想出了最后的招数。晚上，当李彬主任结束会议时，邱林一个人抱着一卷录影带等着大家。李主任招呼与会的人一起看，在录影带里，老人哽咽着诉说了自己来完成儿子最后愿望的事，并出示了刚刚制作的两面锦旗“谢”和“助”。颠三倒四的邱林通过蒋雯发来的传真翻译给老人录像做了现场同传，当然不会忘记根老人的近期出世的顺序搞混乱。但是李主任和现场的人都感动了，连夜请示省外办联系省监狱，开绿灯放行。而邱林事实上也就在此时作了一个决定。
于是次日，邱林跟老人一起来到了监狱。
这不是主旋律影片，但是张艺谋巧妙地把中国的监狱的情况和政策反馈给大家，半军事化的训练，为犯人准备的娱乐中心，热情政策感强而又不缺乏灵活性的陈警官，犯人中的小乐团。透露出来的信息和真实性要远远大过主旋律的影片。
一个民俗剧种在娱乐中心的顶调球灯下即将开始上演了。李某全身披挂，手擎大刀，摆好了架势。音乐起，应该开始叫板了，李某没有动，音乐再起，李某还是没动。邱林，陈警官上前询问，揭开面具，发现李某早已是泪流满面，涕泪滂沱。他诉说着自己对自己私生子的思念，诉说着自己的委屈与辛酸。是的，面具上的毫无表情并不代表着我们内心毫无表情，深深压抑下的情感不能爆发，因为一旦爆发出来，就无法收回。在现实的生活中，在网络上，面具的含义不言自明，但能够逃避面具的，能够面对面具的，现实生活中有吗？
戏看来是没法演了。但那种父子牵心的感觉一下子把日本老人的痛勾了起来。老人又添了一个心愿，要让李某父子见上一面。晚上，老人拨通了蒋雯的电话，请她帮忙告诉邱林带他去一趟李某儿子的家。。。。。敲门，邱林进来，放下装钱的信封，又闪了出去，那里正是邱林曾经收下的老人的钱。老人打电话问蒋雯，蒋告诉老人，邱林将带老人去李某儿子所在，偏远难走的石头村。但是钱，自从知道了老人的目的和背后的故事后，邱林就决定把钱退给老人，为了帮老人了却弥留的儿子最后的愿望，邱林和蒋雯决定尽全力帮助老人，分文不取。
万里孤身一人来到丽江的日本老人沉默了，他没有说话，但他分明感受到了亘穿中国历史的“义”的分量。我不知道日本人是否跟我们会对影片产生同样的感觉。但我分明感觉到那种在普通生活中的义。一种善良的中国人对同样友善的日本人的义，这里有文化的不同，也有文化的交汇。生活的影片不涉及历史，但我却希望日本人能够从中了解，讲“义”的中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何尝不是如此。一个善意的道歉，一个真诚的祝愿，一个友善的行为，其实都会有助于消除历史的隔阂。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天性。
石头村， 戏剧的一幕开始了，石头村委会几位村干部与邱林开始交流。他们让邱林翻译：村委会已经知道了整个故事，开过会。孩子的母亲已经死了，但孩子是村子里大家照看的，所以要让日本客人了解，一是李某与孩子的母亲没有结婚，所以孩子是私生的，但村里承认李某是孩子的父亲；二是孩子八岁了，现在是突然李某来认，让邱林给翻译这两件事，邱林说那么你们同意不同意我们带孩子去看父亲，村长说你先给日本人翻译，你到底会不会翻译？邱林说我当然会，村长说你翻译，邱林说你根本没说明白我怎么翻译。双方争执起来。
老人突然感觉到了一种他儿子喜欢来这里的原因。在这样的环境里，你根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完全是天然的孤独。一种完全不属于你的环境，那种苍凉，那种无助的孤单，是对自己的惩罚，还是对别人的惩罚？我相信大多数海外的中国人或多或少会在某些时候有同样的感觉。那种孤独，那种无助。但是，真正的孤独是什么？影片给我们的答案是，即使在孤独的环境里，即使语言无法交流，但在热心的人们周围，你依然可以自己选择不去孤独。真正的古都实际是你在你最熟悉的环境中，你在最热闹的场景下，你自己内心的那种与别人的距离感。环境的孤独和内心的孤独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在那里飘泊，在哪里流浪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其实是面对生活的态度。关老爷千里走单骑并未觉得孤独，是因为他心里并不孤独。扯远了，我借机会抒发一下自己的孤独感，是不是影片的主题在这里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了。
村子毕竟还是同意父子见面并盛排筵宴款待原来的客人，老人的儿媳这时候打来电话，告诉老人，她还是告诉了建一老人为了儿子远赴丽江，她说建一认为那部戏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老人为了儿子的心愿去了丽江。
老人，邱林，8岁的孩子（忘了名字，我这狗记性）坐着手扶拖拉机踏上了归程。之前因为自己和儿子的关系，老人询问过村长，孩子是否愿意去见爸爸，村长一口说定没问题。然而，到半路，出事了。
先是拖拉机出了故障，然后是在邱林和司机在修理拖拉机的时候，孩子跑掉了，老人发现后，追了上去，于是一老一小在石林中迷了路，而万山中间手机根本收不到信号。直到邱林和司机发现两个人不见了，当地的石头村村民和当地警察一齐出动寻找，这一找，就找了一整夜。
老人与孩子在石林中语言不同，各说各话，其实还是很温馨的，再次验证了环境并不是孤独的最主要的原因。其间张艺谋把孩子拉屎的镜头刻画得让人忍俊不禁，老人看着孩子拉屎，孩子一句你看着我我拉不出来让大家爆笑不已，老人被熏得捏鼻子的镜头也让观众忍俊不已。我们却知道老人从童趣中寻找到了久违的天伦之乐。最后一老一小尝试过用闪光灯求援，用渔哨求援等种种方法无效以后，相依而眠，直到被大家发现。
老人坚持让村长询问孩子他为什么跑，是不是不愿意去见爸爸。结果村里上下异口同声：问什么，我们说乐意他就乐意了。一个很显然的文化冲突暴露给大家。现场的观众会心的微笑体味着这一文化冲突。在讲义字的中国，小孩子是没有发言权的。他们只能做大人告诉他们做“该做”的事情。而且几乎所有的大人都这样认为。善良与否在这里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是天经地义，而小孩子也知道自己的地位与角色，在没问他之前，他是不会说自己的感情感觉的，虽然他已经用脚投了票。其实引申开来，又何止是孩子？这是文化？这是传统？还是别的什么？很显然，美国的观众对这一段很感兴趣，电影的文化交流作用，事实上很直白也很有效果。
在孩子的拒绝下，老人决定尊重孩子，放弃带孩子见父亲的想法，而村里人也表示理解。我们中华民族真的是善于理解与学习的民族。对外来合理的尊重孩子的想法很快的吸收并消化。这大概也是中国能够这么久一直生存下来的秘诀之一吧。在回省城的路上，老人的儿媳打来电话，建一，在老人与孩子相依而眠时，已经过世了。建一的遗书很感人，对多年以来与父亲的隔阂作了反省与自责。但是，一切的一切，都已经晚了。沉默的老人流出了两行热泪。孤独，选择孤独与逃避，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最惨痛的是，当你知道这代价是什么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跟父母是这样，跟其他人其实也是如此。敞开心扉，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难，戴上面具，也不想我们想象得那么容易。
最后，老人仍然决定建议下李某，把他拍的孩子的照片给李某看，为了帮李某放下包袱，陈警官组织了很多犯人来烘托气氛，见了李某儿子的照片，在场的犯人都哭了。我不知道这些是否是真实的犯人，但我知道他们是真的感动。因为他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寄托，这也是中国文化的另一处精髓。拍不拍李某唱戏，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了生活的意义。千里走单骑，既指这部地方戏，也指老人为了儿子的愿望万里孤身的经历，更是指普普通通的每个中国人身上体现的关云长的义。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决不是一句糟粕就能够随便打倒的，这种长久以来的文化沉淀，其实已经是渗入到每一个生活的角落。哪怕是犯人。而人性的光辉，在义字的大旗下，竟也是如此栩栩如生，光彩照人。文化与人性是相同的共融的。难怪张艺谋选择东京国际电影节来首映这部影片，在中日当前的环境下，寻找一种通性与共同，竟然是如此的困难，这样的影片，我相信会给日本带来震撼，会促进中日文化的了解，虽然我并不愿把这样的影片拔高到这样的政治色彩的光环之中。
平心而论，《活着》是中国电影的几乎不可逾越的高峰，但太沉重，《千里走单骑》从一个小事情，一个温馨的角度告诉我们生活的另一个方面，轻松一些，但真实性和感染力却同样的强。生活，其实不仅是沉重，更多的时候却是这部戏里小的幽默体现出来的一种你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的状态。经过了英雄，十面埋伏以后，张艺谋再次展现了他的另一种功力。很欣赏这样的影片，论场景，论内涵，论思想，个人觉得比英雄要真实要吸引人。影片结束的时候热烈的掌声也代表了观众的基本评价。
散场的时候，我们见到了Jeannett Taulson女士，从交谈中我才了解到我的老板和Jeannett Taulson是25年前夏威夷国际电影节的创办共同决定者。回来路上我们顺路去丽晶海鲜吃中餐，我问老板，是什么让他作出创办电影节的决定，他笑答：因为我喜欢看电影。
如果很多生活中问题的答案都是如此的简单，思考还有意义么？

尽管不喜欢章
但那些动辄拿章当靶子的人
也忒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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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子怡辱没了国家尊严吗?
2005-11-12 09:19:58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秦语(媒体从业者) 　
　　
　　最近，许多人都在骂章子怡。章子怡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女子。在巴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经常能看到关于她的电影海报及报道。“神五”上天不久，巴黎某杂志封面便是用了章子怡在《卧虎藏龙》里的扮相，足踏火箭，差几厘米就飞到了杂志顶部；著名的《巴黎竞赛画报》也曾经拿章子怡当过封面，一个“大”红人，在半空中跃进，很像当年样板戏里的红色娘子军。
　　章子怡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她在好莱坞电影《艺伎回忆录》中有了“丑事”——她饰演的日本艺伎“小百合”竟然堂而皇之被日本男演员渡边谦饰演的富商压在床上。网上真真假假的剧照，让一些网民出离愤怒了。他们逻辑简单地指斥章子怡辱没了国家！若不就此开除章子怡的国籍，“非得找个地洞钻下去”！我们发现，网上无休无止的谩骂，正在把“爱国”沦落为一种脏话。
　　不久前，我采访法国思想家德兰诺瓦先生，不约而同谈到“替罪羊”问题——为什么那么多自称“爱国”的人，都热衷于寻找替罪羊？为什么中国人对自己的同胞不宽容？在我看来，最大的原因就是“寻找替罪羊”式的“爱国”是个只赚不赔的买卖。理由如下:
　　其一，在国家面临危机时，“爱国者”会竭尽全力从外部或内部寻找敌人，认定他们是所有罪恶的根源，将自己的责任一笔勾销，以此维护所谓的民族自尊与国家荣誉；
　　其二，单方面地赋予某些人以“爱国”责任，然后监督他们是否爱国或叛国。在这种逻辑下，自己永远是爱国的，别人永远是被指责的对象。指责别人越多，自己就越爱国，越有成绩。指责或控诉别人因此成为一种既有利可图，又无风险的事情。正是因为上述第二种逻辑，章子怡一夜之间成为“民族罪人”。事实上，“爱国者”们所谓“爱国”，也并不因为自己做了有益于国家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认定别人“有罪”。
　　在我看来，章子怡说到底不过是个有着自己梦想的邻家女孩，一个依靠个人奋斗获得了成功的普通的电影演员。她只是共和国的一位公民，她的肉体与中国的“国体”毫无关系。
　　国家与尊严，从来不是空洞之物，都不应该超越于个体之上。无论爱国，还是爱民族，归根到底是要爱国民，要在自由、宽容、理智等价值的指引之下，尊重个体的成长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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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生活的“小发明”（附照片）
——一批解决生活难题的环保新品亮相工博会 作者:洪崇恩 日期:2005.11.08
3平方米太阳能电池让牧民过上现代生活 在广袤草原、边陲小岛、高原山谷，没有电的相伴，那里的人们根本无法享受电灯、电话、电视、电饭煲、电熨斗等所有电器具带来的现代生活。在本届工博会上，上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无锡尚德太阳能有限公司等，展出了多种经济实惠型的太阳能光伏电池。其中一种不足3平方米的可折叠太阳能电池板，平时可折成一张桌面大小，向阳展开后，就成了一个小型的太阳能发电系统。它发出并储存的电，足够五六口人的牧民家庭一般的照明、煮饭、通讯、播放电视、DVD等用电所需，让他们的生活立马进入现代社会。一问价格，总共不过8000多元，仅相等于一匹马儿的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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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可折叠太阳能电池板真是好东西，贵不贵没有评论的资格，当它说相当于一匹马，这就有点过了把
小时候家里养过马，现在家乡也有人家里有马、骡子，好的也就2、3千吧没听说过8000多去买一匹马
当然不包括的卢、赤兔这些宝马良驹
至少在北方农村马没有这么贵
不知道新疆、内蒙这些草原地区的马有这么贵吗？
只好请了解那里情况的人出来解释一下
写到最后，突然想起现在不是有马术比赛吗？
听说比赛的马很贵，难道新闻中说的是这种马？

Don't waste time in games
you can watch movies, enjoy musics, but no games
just when else when the paper is accepted
then it's ok
or else no chance.
delete all files about games
do your work, graduate is the first objective
and don't forget english

老茅说话比较直啊
对“和谐社会”的解释也和官方不一致
“和谐社会，简单说来就是平等和自由。”而“自由平等的真正意义是反对特权，这是法治社会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
还提出“和谐社会要研究快乐的最大化，而不是财富的最大化”
唉，老头的确是到了说真话的阶段了
他对于人生的理解让人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
享受人生
伟大的人，就是在自己享受的同时，能带给别人也享受，而不是破坏别人的享受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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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日货是很愚蠢的办法” 茅于轼广州讲演驳“抵制日货论”
2005-11-06 10:38:54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方夷敏

　　茅于轼以兼职教授的身份为学子们作报告，解析经济学的社会功能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兼职教授的身份专程到场祝贺，并为广外学子们做专题报告。这位微观经济学的泰斗带来的并不是深奥的经济学原理，而是一场浅显却富有哲学意味的经济理论诠释。
　　“抵制日货是很愚蠢的办法”
　　“很多学科都是从不同的侧面研究人，经济学也一样。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经济学……”茅于轼先生的演讲题目是《经济学的社会功能》，他的语调低沉温和，将这个看似宏大艰涩的题目以浅显的开场白迅速化解为学生们感兴趣的话题。
　　他接着说:“我们活在世上到底为什么？其实我的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享受人生。”
　　“你们也许会想，为什么不把人生的目标定为建设祖国或保卫和平？其实，建设祖国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帮别人享受人生。”他说，一个人到底伟大不伟大，取决标准在于看是自己享受的同时，能带给别人也享受，还是破坏别人的享受。
　　“根据这个道理，我就不赞成抵制日货。”茅于轼认为，因为我们买日货，对自己也有好处，没有好处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做的。不买了，好处就没有了。用损害自己的办法来损害别人，何苦呢？我不是说日本人不该批评。他们在中国造了那么多孽，我们要让老百姓明白二战是怎么回事。但不是抵制日货。那是很愚蠢的办法。
　　“和谐社会快乐最大化”
　　“和谐社会，简单说来就是平等和自由。”茅于轼接着说，“自由平等的真正意义是反对特权”，这是法治社会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
　　他指出，经济学只研究财富的生产，可是光是财富的增长并不能解决问题，中国改革开放20年，人均财富增加了六七倍，但人们的满足感不仅没有上升反而还倒退。因此，和谐社会要研究快乐的最大化，而不是财富的最大化。
　　茅于轼说，2002年，他与人联合开设保姆学校，培养了5000名农村妇女到北京就业，现在她们每个月包吃包住也能拿到600元，比以前强很多。但很多人因为当保姆，心里不快乐。为此他们想办法补救，开办了俱乐部，让她们有机会聚在一起，改善心态，保障权益，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