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SJTU

不明白这个文件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上次宣传部长被搞了以后的教训
让我们也看看宣传部到底是做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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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舆论监督稿件要由当事人审看
南京下发《舆论监督稿件审核办法（试行）》———　　
《金陵晚报》消息，为进一步加强对市属媒体新闻舆论监督的管理，确保舆论监督报道客观公正、导向正确、依法依纪、有序有度，更好地服务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近日，南京市委宣传部下发《新闻单位舆论监督稿件审核办法（试行）》的通知，对舆论监督稿件的审核原则、审核的主要内容、审核的程序和惩罚措施作了相应规定。　　
《办法》规定，记者采写的舆论监督稿件须与当事人见面，并经编辑、部主任、分管总编辑三级审阅审定方可见报。记者可用传真的方式将稿件发给对方，也可以请对方到社（台）看稿，还可以直接送稿上门请对方审看，让当事人对报道所涉及的新闻事实进行核对，并签署阅稿意见。

饭丝找到了自己的偶像，移动看到了商机，朱军看到了恶俗与无奈，您看到了什么？
下面的社评比较有水平，看到了民主，看到了民意
我是没有这个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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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女声：数千万人对数千万人的决选
早报特约评论员 安替 责任编辑 魏英杰 任大刚　 2005-7-29 2: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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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可贵的是，这样数千万人和数千万人的争议，完全限制在一个简单的投票机制中。有太多的评论抨击大赛中的个人表现、投票漏洞、评委黑幕，但大部分人都承认并且接受这样的投票机制。当一个超女被淘汰之后，她和她的支持者在落泪之后，也都平静承认了这个结果，迅速更换一个自己相对最喜欢的胜者，继续支持下去，一直到最后的决赛。而且，这数千万人和数千万人之间的分歧，也将会在决赛那天之后全部消失；因超女而在期间反目为仇的人，也会相逢一笑泯恩仇。
总有论者批评中国人没有民主素质。但是“超级女声”中的选手和观众，却以极其出色的表现实践并且示范了民主。虽然有太多太多对大赛的批评，但至少在这场数千万人对抗数千万的票选中，他们都尊重对手、遵守制度、服从民意、努力进取、认赌服输。亲身参与这样的过程是令人激动而有意义的。这就是“超级女声”的核心秘密。
打造这场民意决选的湖南卫视，也在商业上获得了成功。虽然长沙不是北京，但“超级女声”让长沙成为了娱乐之都。有人攻击这个节目，说“收视率乃万恶之源”，但这些可爱、纯洁的超级女生受到国人的追捧，却说明我们需要太多这种民意决选了，给国人这种机会的人再怎么成功都是应该的。

“一字讥”与以人为据 也谈“七月流火” 苏菲斯特

最近网络上对国学的批评，最频出的方法就是两种：“一字讥”和以人为据。
如果以正常的学术批评标准来看，这两种方法都不足为训，但是，问题恰好又卡在这里，因为，国学认这两招有效，这是中国传统文人喜好的方法，或者说是儒士、国学家的看家本事。
所谓“一字讥”就是以一字一词一典之失攻击对方学品人品乃至思想体系，在古代或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其杀伤力非常有效。例如，我当中学老师的时候，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资深教师向一位语文老师问了一个字的读法，结果倒了大霉，语文老师在一个最佳时期（教师第一次提薪时）使出了“一字讥”，他说，彼老师连某字都不认识，怎么能……“一字讥”与“一字师”效力相反，在古人看来，“推敲”有多妙，则一字之误就有多糟，文人癖好势已成疾。
所谓以人为据，就是以人格来褒贬论者的思想和主张，其中具体表现有因人纳言、因人废言、人身攻击、诉诸权威等变格。中国古代思维方式恰好是这样的。例如，对孔融的褒贬就是文人处心积虑研究的课题，再譬如，论书法，奸佞之人，其书法水平总是要被贬低的，再譬如，相反不利情况下，君子之隐必隐之。
古代的聪明人早就看穿这两招的荒谬。譬如，《三国演义》写诸葛先生对江南腐儒，真是淋漓尽致的痛快呀，此写法也不过就是看穿了儒士方法的悖论而已。
如今，网友和批评家大体学的是诸葛之法，其逻辑是：“既然尼姑在和尚那里动得，我阿Q为什么就动不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不乐之用之。新派文人鲁迅（对章士钊）、超新派文人李傲（对钱穆）就特别善用这一招。而这一招，对新派人士来讲，又是免疫的，你不能倒过来用这些方法对他，譬如，你说李敖无行，李熬会乐颠颠的告诉你，他是如何的与女人有缘，一个、两个、多个……客观上他丝毫不会因此失去风采和魅力，最近看见又有人拿“鲁迅偷看弟媳洗澡”的事情来炒（此事完全是捕风捉影），殊不知，鲁迅本人极不避讳此类玩笑，他自己就写到，那时在北京不穿棉裤，实乃禁欲之故，以变态心理学观之，此老哪有进女浴室那般卑琐？周海婴写到这一点也没有曲笔——没有的事，又何必害怕，或者反过来就是有，鲁迅也敢当啊，不穿棉裤是为了怕性冲动，这样的文字早就把传统文字的评价标准抛开了，所以以“性事”攻击鲁迅，也不算成功。
“一字讥”和以人为据，对于西人也没有太大效果。譬如，最近也很有人喜欢讨论马克思的私生女问题。这一故事确实让中国人有些难受，但，大家忘记了马克思不是中国人，除了他的家人难以接受外，风流韵事之于马克思，与之于杰弗逊总统都没有象在中国那样有那么大的打击其思想的能力。恩格斯青年时也参加决斗，前后与两个姐妹同居，看看传记，这不是很难得知的事情，但也没有人太关注之或攻击之，以贬损他的思想。
那么回过来头来，再看“一字讥”和以人为据对现代儒人有效吗？
我已静观网文多时，结论是：很有效的。
君不见，郑家栋教授事出，陈明先生、王达三先生、儒学联合论坛急忙忙要划清界限；君不见，人大纪校长弄出“脊续”“一字讥”，人大袁济喜教授则发动对中山大学另一个袁教授（袁伟时）的攻击，让人感觉回到文革；君不见，人大纪校长又弄出“七月流火”“一字讥”，人大国学院特聘教授范曾则曲护之，新儒学几乎要改变人民大学以上领导人的语用规则了。可见，中国古代思维之悖。
我有心想看看以前人们是如何解悖的，结果很遗憾，没有看见成功的方法。以朱熹和钱穆两大公案来看，“一字讥”和以人为据，还是被论者认为有杀伤力的，并没有人反思可不可以不拿这些做理性的学问标准。关于朱熹，我看过“朱熹与严蕊”的考证，以证据学的眼光看，只能叫疑案，无法相信朱熹与严蕊有什么或者没有什么，或许老夫子很冤枉，夫子可能很后悔：不周全啊，不周全，我怎么就没有畏言如虎，非要把名字与一个名妓联系起来呢。至于钱穆先生，真无话可说了。钱穆有《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还有《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其文乃是当面歌颂蒋介石“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不知道这次纪念钱穆先生，人们会不会提及这个事情）如果读钱穆之史论，则确实钱先生要被自己的方法害了。可笑的是，钱先生的弟子余英时欺郭沫若没有弟子，而对郭沫若也来个以人为据，又被另外一个姓余的（余杰）剥了他老先生的皮……
古往今来，国人之思维方式就是这样的，但聪明人，应当看到，对于儒士来说，“一字讥”与以人为据的方法，总难免把自己绕进去，弄不好连孔子也要绕进去，而别的人，可能持“我是新派，我怕谁”“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态度，这样看来，儒士是会吃亏的。
写到此，建议如下：
1、不要把聪明人的方法，当作正当的学术方法，请细审查之，“一字讥”与以人为据都是逻辑谬误的典型类型，这类反驳法在理论上是无效的；但由于儒学自我认同这种方法，因此，对它的反驳是有效的，但逻辑规则是这样的：反驳对方有效，但未必证明你方正确；
2、学儒，必须彻底儒（人学兼备），否则就小心被绕进道德纠纷，弄个人不人，鬼不鬼的；
3、知人论事，绝对是最必要的社会批评方法。
最后，我对纪宝成校长的“七月流火”做个评价：
这是一个用典错误，问题不在于他用的是活典还是死典。所有评论家，不管他是教授还是一般文化人，也不管你是反对还是同情纪校长，我看都没有抓住要领。语言并不等于言语，语言是静态的，言语才是交际。言语必须结合交际环境来理解，曹操杀他的乡亲老吕，就是语境有误，误把杀猪理解为杀人了。那么纪校长意识到他的语境了吗，也就是他在什么交际场合，对什么人，说什么性质的话？这样一问，事情不是很清楚了吗。（1）纪校长不是在俗语圈，因此望文生义的成语不能用；（2）纪校长也不在玩笑圈，因此玩笑开不得（我以前的同事经常把取钱的地方叫：“中国人民很行”，在我们来说这是快乐而不贬低学问）；（3）纪校长面对的是更好古的台湾客人（台湾人能接受“七月流火”是热烈吗？），你被托付要送一部《清史》，台下人皆是人大精英，何况你还要求人大学子要以人文为怀，所以“七月流火”之“热烈”很不合适宜。 我猜，纪校长真是疏忽了，忘记典出之原意。其实，错了就认个错，所有引申的意义就没有了。
文章来源： 光明观察 《光明观察》

读史让人明理！
抛弃掉那些政治、道德等各方面的因素，还原一个相对真实的历史场景
对于中国人，或者范围更大一点，对于亚洲人
目前还是很难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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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成为镜子而非绳子
2005-07-23 10:46:09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海外观潮之西冰专栏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日前表示，中国今年对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并不是“反日”，也没有简单地和目前日本政府的态度联系起来，60年前的日本侵华战争，不是日本这一代的事情，是日本上一代的事情。他还说纪念抗战胜利，是对未来起警示作用。
　　这是一种成熟的历史观:让历史成为镜子而不是绳子。中国纪念抗战胜利，并不是为现实政治服务，也不是要在日本人身上系一条绳子，而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文明建构与和平追求。如果说文明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话，那么追忆历史就是惟一的渠道。如果没有以前人的血腥、野蛮和愚昧及其结果为鉴，是无法生造出“和平”、“正义”、“仁慈”、“礼让”、“宽容”这些文明的核心部件的。
　　几个月前在莫斯科举行的欧洲胜利日纪念仪式上，德国总理施罗德和英、美、俄、中等二战的战胜国首脑一道出席纪念活动，并向打败本国军队的苏联阵亡将士鞠躬献花圈，“以德国人的名义”请求俄罗斯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就德国对他们所造成的伤害原谅。
　　几周前英国举行特拉法特海战胜利200周年，那次战役英军以少胜多，打败法国、西班牙联军，打破了拿破仑称霸欧洲的美梦。在庆祝仪式上，法国航母舰长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参加庆祝活动是一件荣耀的事，整个欧洲都应当吸取干戈相向的教训。如果拿破仑那次赢了，可能没有今天以和平原则建构的欧盟，至多让伦敦特拉法特广场发生一点变化——在那里高耸的雕像不是纳尔逊将军而是拿破仑。”
　　几天前英国举行二战胜利纪念，除了对那些保卫国家献身的公民致敬以外，他们很坦然地承认胜利主要来自美国的参战和苏联红军近10倍于盟军的牺牲。他们不讳言英军在新加坡不战而投降日军的耻辱，也不回避英国战俘在日军羁押下修建铁路的惨状。
　　德国人对二战的忏悔立场，法国人对拿破仑的达观态度，英国人对胜利的自知之明，标示着欧洲文明的高度。这种觉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往事的真实性不断追寻的结果。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似乎是欧洲政界、学术界、传媒界、文艺界无休止的话题，每年都能挖掘出新鲜的实事，解读出与以往不同的深意。
　　历史镜面越擦越亮，胜利与失败的绳索、我党与你族的心结一一解开，经验和教训成了人们共同的财富。上世纪90年代，法国总统密特朗曾邀请德国前总理科尔参加二战纪念活动，科尔婉拒了，他怕德国人心理上不能接受；欧美盟国承认苏军在二战中的卓越贡献，也是近几年的事，冷战阴影遮蔽了历史的真实。现在，这一切都敞亮了。
　　但历史首先是绳子而非镜子，因为对历史的真实性挖掘越深入，不仅会显示他国他人的污迹，也会暴露自身的丑陋，所以有“正视历史需要勇气”之说。但没有对历史的回溯就谈不上文明的演进。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往往是那些敢于把历史“裸露”的国家。对历史深入认知的过程，其实是让绳子变成镜子的过程。
　　笔者在英国生活数年，目睹历史在文化生活中的分量之重。他们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纪念，不是程式化的“10年大庆，5年小庆”，而是日常性的，对历史真相的挖掘兴趣和批判意愿，远远超过功利性的“爱国教育”。水落石出的结果是，欧洲国民不仅对本民族更加自信，也从别国历史中汲取处理现实问题的智慧。很多久远的故事就像发生在昨天，给人启蒙的同时把文化的香火承接下来。他们不会自我标榜成“爱国者”(那样会被视为政治虚伪)，但自己国家遭遇危机时会挺身而出。这实在让人慨叹！
　　历史一旦成为镜子，先辈们便不再分国界族别，他们的智慧、滑稽与劣行皆成了后人的警示碑。美英军队曾以“民主和自由的卫士”闪光，而历史镜子中的真实是他们也和苏军一样强奸妇女，甚至在解放奥斯威辛时从尸首上抢劫金银，《时代周刊》1945年报道说“我们的军队也被人看做‘抢奸之师’”；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其根源部分来自大英帝国的统治术启蒙，犹太集中营更是从英国殖民非洲的经验中“照搬”的；盖世太保的行刑逼供术，是法国人征服阿尔及利亚的暴行的进化版，二战后又被美国传授给拉美军人政府，至今在美国的古巴关塔那摩和印度洋迭戈加西亚(DiegoGarcia)海军基地使用……当历史图像较全面地展示在眼前时，你很难区分这是德国人的罪状，那是英国人的暴行，惟有从中学习和自省，才能减少愚昧和野蛮的质地，增添智慧和文明的基因。
　　中国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努力澄清历史的真相，是智慧加勇气的行为。智慧的是，中国纪念抗战胜利的目标是解除历史套在中日关系上的绳索和心结，通过正视战争的残酷来保证长远的和平；勇气的是，纪念抗战同时是中国人自我反省的痛苦过程。为什么国难当头时仍有“必先安内”之说？为什么“革命者”汪精卫要臣附于法西斯主义？公允地回答这些问题，必然要露民族之短。
　　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为了亚洲文明的演进，让我们共同正视历史吧。　(作者系旅英资深媒体人)

尽管familylife上很乱，很容易让人产生对婚姻爱情的悲观情绪，但上面的一些分析还是很有用的，比如下面的一段话，应该是很著名的
可惜读到的时候有点迟了，而且在没有亲身经历 的时候是很难体会的
以后要多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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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对男人的最常抱怨是：他不听她说话。当她跟他说她的问题时，他要不心不在焉，要不就给她一个答案。可她想要的却是他的理解和关注。
女人重视感情，交流，美和分享。她们花很多时间在相互帮助和相互安慰上。她们的自我价值是通过感觉和相处的好坏来定义的。只有分享和交流才使她们感到满足。当别人谈话时，她们从来不提供答案。耐心地倾听别人的谈话，理解别人的感觉，是她们爱和尊重别人的表示。 男人碰到问题时，不轻易说出来，他会将问题留给自己。只有当他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答案时，他才跟别人说。所以，一旦他跟别人谈论自己的问题，便意味着请求答案。因此当女人跟他说她的问题时，他自然以为她也在请求答案。他向她提供他的答案，那是他爱她帮助她的举动。 可是他发现，她得到他的答案后，并没有像他所期望那样感觉开始变好。这时，他便很难再继续听下去。因为他的答案被拒绝了，这让他感到自己的无能。其实，女人谈论问题是为了感情上的勾通，而不是为了答案，只要男人用心去听，表示他的关注，她就会感觉好起来。
——《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bbs已经实行了，尽管也引起了一些风波
但“秀才”们又能如何！
乖乖的就范，听话
现在要在QQ上实行了，群建立和管理员都要实名
很好
该来的终究要来
我们党在追求先进性方面从来都是不马虎的
你的每个行动、说话都要管制，都要服从党的意志
否则就要受以前的无产阶级，现在的利益集团的镇压
尽管无论实名，匿名，其实都在党的监控下，就是要彻底的实现管制
将来出国访问网站都要收到严控的
生在这样一个国家
正是我的幸事
老外是绝对不会有这样幸福的机会的
态度是一定要表的，话一定要说的
只要它一实行qq实名制，永远不用qq
马上msn等等
如果连形式上的自由都保证不了，宁可不用
Fuke you GCD
Go to Hell GCD

这几天开的是如火如荼，好热闹啊。
开会一个接一个，上午开了下午开，开会还要做笔记，写汇报，谈心得
目前来看至少声势是有了，至于效果，个人各知道
下面有些文章讲的是政治认同的问题，学术名词拗口的很，其实就是相信不相信目前这个政府、这个政党的意思
当然，他提高到了保持社会稳定的高度，其实真正的高度应该是关系到党国存亡的问题
对于“和谐社会”的理论真正的效果，无论是理论界和执政者们“也许并没有明确而肯定的答案。”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就是“社会特别是基层社会，对现在意识形态式的政治话语有了一种强大的消解能力，能把中央一再强调的许多政治举措变成“有趣的戏说””。
原因在于1）“利益主体的分化和结构性冲突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构了国家和中央的政治权威和政治信用”；（即社会惨淡的现实告诉我们和谐是impossible!)
其二，理论思想界的研究和表达与社会的真实心态已有了相当大的距离。(理论研究走进了书斋，走进了中南海，就是没有走到老百姓的生活中）
他做了调查，在县乡一级的基层，在老百姓中间，也跑到台湾去和普通民众聊天
结论就是：“如果要社会底层对社会、法律和政治有最为基本的认同，就要有明确的财产关系，要有公正的司法制度，还要有能监督司法的法定政治代议机构和新闻媒体，更要有真正来源于民众程序性授权的权力。”
解释一下：要让老百姓相信法律，相信政府，相信政党，要保证自己的财产权利，司法制度要健全，议会要有监督能力，媒提要有公信力，最重要的是首先百姓有表达自己权利的权力，否则一切免谈
就是那个台湾农民所说的“那以后我就不投他的票”－－根子在这里啊
不要看那么多理论的文章，狗屁不是
什么都不要说，先把选举权利还给民众，GCP敢不敢？
连党员都没有表达自己意见权利的政党，怎么可能给民众基本权利呢？
做梦把
把文章贴出来好了，难得说真话
最后对于台湾农民有关大陆司空见惯的强占耕田等问题所表现出来的“茫然”唏嘘一把！
大陆和台湾真正的差距就在这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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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固的政治认同是社会维系稳定和发展的基础
在中改院“政府转型与建设和谐社会”改革形势分析会发言整理
于建嵘
刚才大家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和谐社会”的目标，并都充分肯定了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我认为，对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和意义，要有更深入的讨论和更为现实的评价。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它的提出有其内在的逻辑，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前提就是目前社会上存在着大量不和谐的因素，而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社会冲突严重，日益增多的群体性事件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基本稳定。但这一理论的提出对解决我们社会目前面临的问题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呢？在目前的社会形势下“和谐社会”的理论是否能真正成为国家社会政策的基石并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落实呢？我想，包括今天各位在内的理论界和执政者们也许并没有明确而肯定的答案。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特别是基层社会，对现在意识形态式的政治话语有了一种强大的消解能力，能把中央一再强调的许多政治举措变成“有趣的戏说”。这反映了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我看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利益主体的分化和结构性冲突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构了国家和中央的政治权威和政治信用；其二，理论思想界的研究和表达与社会的真实心态已有了相当大的距离。简单地说，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特别是基层社会的政治认同出现了问题。而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基本政治认同的话，一切看似正确的理论或政策都有可能失去其应有的效能。因为，建立稳固的政治认同才是一个社会维系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它同样应是建设“和谐社会”最为重要的内容。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要正确地解读“和谐社会”的理论或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可行的政策建议，就应首先对我国目前的政治认同状况有可靠、有效、全面的认识。
那么，我们社会的政治认同的现状究竟是什么？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认为，目前的理论界对此缺乏最基本的认识。我们最近正在对农民和基层党政领导主要是县乡干部进行一项有关政治认同的调查。我们的调查是从四个方面进行的。
其一，对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比如对国家性质、国家基本制度、政党制度、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等方面的理解和判断。其二，对政策和法律的认同，比如对政策和法律的权威性的认识问题。其三，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伦理的认同，比如什么是执政党的先进性，什么是社会公平和公正等等。其四，对政治人物的认同，比如如何评价国家领导人及各省市和县乡领导干部等等。（国务院研究室陈永杰副司长：这些问题提得很好，这种调查能够进行就是我们社会的一大进步）。
这项调查已在几个省展开了，获得了一些基本的数据。从现有的调查情况来看，我们社会的政治认同存在许多问题，对同样的政治话语，拥有不同的利益和社会地位的人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解读。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农民和基层干部对“亲民政策和富民政策”就存在相当不一致的认知。
最近我们跑了七八个省，发现今年农民普遍增收了。农民把增收的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央的富民政策好，其二是天好。而一些基层干部主要是乡镇干部则并不完全认同这一“亲民政策”。他们认为，你中央搞亲民和富民政策，却搞得我们这些基层干部不仅吃饭都困难，就连做官的威严都没有了。他们中许多人把目前社会出现的问题如群体性上访增多等问题都归咎于“亲民政策”，甚至有人说“全是亲民政策惹的祸”。再比如对目前的“保先教育”，我们在北京可能觉得这是一件多么严肃的事情，可到了下面就变成了政治戏说，有些基层党员干部就开玩笑说成是“保鲜出口”。这种现象是应该注意的，值得反思的。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学者不应该对这个现象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也不应该简单地当笑话听，当喜剧看。政治上的玩世不恭是一个严肃的政治学研究课题，因为它是政治认同缺失的一个标志。如果我们社会没有基本的政治认同，那就肯定不是什么和谐的社会，而只能是一个充满冲突和斗争的社会，是一个潜在地不稳定的社会。
当然，社会基本的政治认同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应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反应。但这并不是说，有些问题不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转型虽然也存在许多问题，但社会底层却对社会秩序、法律秩序和政治秩序有基本的认同。前不久我同社科院社会学所的王晓毅研究员到台湾的农村进行了这样一项调查。我们从台北到台南问了几十个农民相同的问题：如果乡镇官员拆了你家的房子，占了你家的土地，你如何办？被访问者开始均表示茫然，经过我们解释，他们的回答是，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财产是我家的，他这样做是违法的。我们接着问，假若这样的事就是发生了，如何办呢？他们回答说，我到法院去告这些违法的官员，叫他赔偿。我们又问，假若法官腐败了，他不依法判案，你如何办？他们的回答是，那我们到议员那里去告法官，新闻媒体也会报道的，这样法官就会怕的。我们又问，假若议员也腐败了，不主持公道了如何办？他们的回答是，那以后我就不投他的票。从这些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要社会底层对社会秩序、法律秩序和政治秩序有最为基本的认同，就要有明确的财产关系，要有公正的司法制度，还要有能监督司法的法定政治代议机构和新闻媒体，更要有真正来源于民众程序性授权的权力。在我看来，台湾社会底层有这些最为基本的政治认同，才是台湾政党之间、领导人之间的激烈斗争而没有造成台湾社会动荡的真正原因。
我讲这些，主要想说明一点：全社会特别是社会底层具有最为基本的政治认同，不仅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而且是建设和谐社会最为基础的条件。为此，我们的理论界就要有勇气研究社会面临的真问题，这才是对国家和民族负责。
于建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近年来，各式各样的专家各种奇怪的言论引起了人们多少快乐，不必多说了
以致我一看到专家两字都起鸡皮疙瘩
还好，我这个领域内的专家露脸的不多，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心中窃喜啊
天下熙熙，为名为利，不足为怪
关键是做婊子还要立牌坊，立一个两个可以，立的多了大家就要有所反映了
下面是一篇分析这些专家面目的文章，还算可以


[新华每日电讯]徐匡迪何以怒斥“社会活动院士”
利益集团“豢养专家”，公众当警惕
李扬
专家观点失去公信力的背后，是部分专家与某些利益没有了距离，学术研究的公正与科学自然蜕化变质，此类“专家观点”，尽管有“专家”在场，但知识分子葆有的理性与操守却缺席了，这实际上是腐败的“学术寻租”
动辄搬出“专家观点”如今似乎成了一种时尚。然而，无可回避的是，专家意见的可信度似乎也在大幅度地滑坡。据《新华日报》报道，最近有好几件事让人对某些专家学者的所言所行不敢恭维。
在调控政策之手逐渐引导房价理性归位的时候，不少专家学者在许多公开场合发表力挺房价的高论。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先后有两个楼盘恰在此时盛大开盘，房地产商竟推出了“同质化”的气派庆典，不是大搞那种载歌载舞的热烈场面，而是盛情邀请专家学者作现场演讲，请他们在论坛上发布“房价不会下跌”之类的观点。不管说得如何动人，其实都只不过是转弯抹角地引你掏钱罢了。试想，他们跟推销的售楼小姐比起来，恐怕只是多穿了一件叫“专家”的外套。
而在不久前“苏丹红”“雀巢奶粉”事件风波中，个别专家的表现也是忽左忽右，有位学者竟抛出了“一支烟就含多少苏丹红”的袒护之辞。
在普通公众的心目中，学者是学术上颇具造诣、道德上堪为楷模的受尊敬的群体。但以上这些专家学者的表现，更像是表演。这种“专家秀”直接玷污了专家学者得以安身立命的良知道义和学术操守。
专家观点失去公信力的背后，是部分专家与某些利益没有了距离，少数专家学者与开发商等利益团体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所谓学术研究的公正与科学自然蜕化变质了，诸如此类的“专家观点”，尽管有“专家”在场，但知识分子葆有的理性与操守却缺席了，这实际上是腐败的“学术寻租”。这些学者凭借自己耀眼的学术头衔，手中的鉴定权、论证权、签字权去堂而皇之地攫取一笔可观的评审费、润笔费、讲课费。但实际上为利益驱使，玩“学钱交易”，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结果是，受利益主宰的专家意见又主宰了不知就里的善良听众。
从股市到房市，站在利益集团前面做代言人、吹鼓手的学者专家并不鲜见。还有，某些经济学家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一次次说出“屁股决定脑袋”的误人误市的言论，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曾愤言提出封杀“社会活动院士”，剑指的正是这类“利益的俘虏”。
如果人们最信赖的专家把屁股坐到“利”字上去了，日后谁还听专家的话？学者自贱，导致的将是学术自戕、文化自贬。专家不能不自重，要切实担负起专家应有的责任。什么是专家的责任？一是尊重科学的求真而独立的品格，二是全心服务公众的义务。做到了这两点，也就自然远离利益集团的金钱诱惑。

看来是我的人品太差了
晚上做到3点多，困了就去休息；没想到一上午、几乎一下午的时间都花在了调试机器上；
吃晚饭的时间又停了一次；回来效果就调不回去了
没有办法啊
大不了明天再做一次，实在不行就算了
真是郁闷死了！

Live8,歌声唤起的乡愁
2005-07-05 08:48:26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长平(《外滩画报》副主编)
　　
除了粉饰太平或者无病呻吟之外，文艺工作者还能干些什么？7月2日，一场名为Live8(现场八方)的大型音乐会给出了答案:这场全球巨星云集、跨越四大洲、九个国家、十个城市的免费音乐会，是为了呼吁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关注非洲，帮助非洲消除贫困，尤其是为了给即将在苏格兰召开的八国首脑会议施压，让富国首脑们兑现对非洲穷人的承诺。
　　这也顺便回答了另外一个问题:除了追逐权势或者醉生梦死之外，富人还能干些什么？Live8的发起者、爱尔兰歌星鲍勃·格尔多夫给出了答案:“人们可以要求这8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做点正经事”，那就是多多关心穷人。
　　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微软公司主席比尔·盖茨出现在Live8伦敦演唱现场，并动情地说:“我们的慷慨能够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在未来的某一天，所有人类，无论他们出生在哪里，都能够过着健康的生活。当我们回首，今天我们做的这件事将成为人类所做过的最美好的事情。”
　　Live8，一场富人为穷人歌唱，快乐的人为不快乐的人歌唱，世界最耀眼的明星为最弱势的群体歌唱的音乐会。
　　这自然让人想起了，前不久中国一个富人声称不关心穷人，是多么混账的话。这也自然让人感觉到，那些轮番上台无病呻吟的文艺工作者的表演，是多么令人厌恶。
　　这还不是这场音乐会的全部意义。它不是为了动员捐款，而是为了引起关注。早在20年前，同样是鲍勃·格尔多夫，成功地组织了一场“援助非洲”的募捐演唱会，数百万美元的捐款让无数濒危的穷人活了下来。这次，他不满足于此，提出了更深一层的口号:“靠慈善解决不了问题，现在到了实现贸易公正和政治正义的时候了。”在演唱会上，U2乐队的主唱、大慈善家博诺也说:“我们不是在期待施舍，我们是在寻求公正。”
　　中国固然不是非洲，中国本身也在援助非洲，但是中国的穷人是否已经得到公正？甚至，他们得到了富人、明星们多少施舍？为什么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比如我所生活的上海，搞一场为穷人呼吁的演唱会，无论对于明星还是对于观众来说，几乎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就在年初一场盛世大联欢文艺晚会隆重登场的前后，温家宝总理在一个记者会上说，全中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是3000万。众所周知，中国的贫困线标准(每人每天支出不足人民币2元)事实上是联合国划定的贫困线(每人每天支出不足1美元)以内的赤贫部分。如果按联合国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将达数亿，相当于好几个非洲国家了。
　　据报道，中国未来反贫困的目标之一，是到2010年消除联合国标准中的赤贫人口，到2015年将国际贫困线贫困人口削减2/3以上。
　　英国首相布莱尔曾感慨:“非洲仍然是世界良心上的一块伤疤。”是否也有人觉得，那些赤贫的中国人，仍然是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良心上的一块伤疤？
　　我也曾撰文为网络无聊文化包括酸歌甜曲捧场，是因为相比之下，主流精英话语更加空洞和贫乏。也正是因为这些空洞和贫乏的教育，浩浩荡荡的流行歌手中，为社会现实问题吟唱的人寥若晨星。崔健本来算是其中一个，可惜他自己却一再否认，认为其歌词内容不值一提，“音乐才是最重要的”。和长期为世界贫困和艾滋病奔走的U2主唱博诺(他已卖出13亿张唱片、14次获得格莱美大奖，其音乐想必也够重要的)相比，实在让人脸红。　　

人生的钥匙
最近股市欲上不能，欲下还休。牛教授在一楼散步时经常听到一些股民在发牢骚。
一位女士抱怨道：“我的命好苦啊，别人给我推荐了股票，谁知刚刚入市就遇到了全流通，何时解套啊。”这个女人把赚钱的钥匙放在了市场和别人手上。
一位母亲说：“我的孩子不听话，让我很生气，高考可能没戏了。”她把人生成功的钥匙交到孩子手中。
一位婆婆说：“我的媳妇不孝顺，我真命苦。”她把人生喜怒哀乐的钥匙交在了媳妇手。
这些人都作了相同的决定，就是让别人来控制自己的人生。当我们容许别人掌控我们的人生时，抱怨和愤怒便成为我们惟一的选择，而自己往往束手无策。
教授觉得，做股票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把投资赚钱的钥匙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样便不会被市场上这样那样的消息所左右。一个成熟的投资人，始终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能透过扑朔迷离的市场，来发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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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个股票的文章，但写的还是很有深度的
人生要主动；否则只会永远掌握在别人手中！

关关爸欣赏着关关拿着彩笔在纸上乱涂了一气的作品，摇头晃脑地说：“杂乱无章的线条表现了人生的曲折多变……”

－－－－强人啊！

一种叫作“哈根达斯”的冰淇淋，它曾经和一张叫“宜家”的木桌，一杯叫“星巴克”的咖啡，一条叫“CK”的裤子，一瓶叫“一生之水”的香水，一只叫“swatch”的手表，一个叫“路易威登”的皮包，一本叫《挪威的森林》的书，一条叫“史努比”的小狗，共同支撑了一个新概念：小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