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July 27, 2005
“一字讥”与以人为据
“一字讥”与以人为据 也谈“七月流火” 苏菲斯特
最近网络上对国学的批评，最频出的方法就是两种：“一字讥”和以人为据。
如果以正常的学术批评标准来看，这两种方法都不足为训，但是，问题恰好又卡在这里，因为，国学认这两招有效，这是中国传统文人喜好的方法，或者说是儒士、国学家的看家本事。
所谓“一字讥”就是以一字一词一典之失攻击对方学品人品乃至思想体系，在古代或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其杀伤力非常有效。例如，我当中学老师的时候，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资深教师向一位语文老师问了一个字的读法，结果倒了大霉，语文老师在一个最佳时期（教师第一次提薪时）使出了“一字讥”，他说，彼老师连某字都不认识，怎么能……“一字讥”与“一字师”效力相反，在古人看来，“推敲”有多妙，则一字之误就有多糟，文人癖好势已成疾。
所谓以人为据，就是以人格来褒贬论者的思想和主张，其中具体表现有因人纳言、因人废言、人身攻击、诉诸权威等变格。中国古代思维方式恰好是这样的。例如，对孔融的褒贬就是文人处心积虑研究的课题，再譬如，论书法，奸佞之人，其书法水平总是要被贬低的，再譬如，相反不利情况下，君子之隐必隐之。
古代的聪明人早就看穿这两招的荒谬。譬如，《三国演义》写诸葛先生对江南腐儒，真是淋漓尽致的痛快呀，此写法也不过就是看穿了儒士方法的悖论而已。
如今，网友和批评家大体学的是诸葛之法，其逻辑是：“既然尼姑在和尚那里动得，我阿Q为什么就动不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不乐之用之。新派文人鲁迅（对章士钊）、超新派文人李傲（对钱穆）就特别善用这一招。而这一招，对新派人士来讲，又是免疫的，你不能倒过来用这些方法对他，譬如，你说李敖无行，李熬会乐颠颠的告诉你，他是如何的与女人有缘，一个、两个、多个……客观上他丝毫不会因此失去风采和魅力，最近看见又有人拿“鲁迅偷看弟媳洗澡”的事情来炒（此事完全是捕风捉影），殊不知，鲁迅本人极不避讳此类玩笑，他自己就写到，那时在北京不穿棉裤，实乃禁欲之故，以变态心理学观之，此老哪有进女浴室那般卑琐？周海婴写到这一点也没有曲笔——没有的事，又何必害怕，或者反过来就是有，鲁迅也敢当啊，不穿棉裤是为了怕性冲动，这样的文字早就把传统文字的评价标准抛开了，所以以“性事”攻击鲁迅，也不算成功。
“一字讥”和以人为据，对于西人也没有太大效果。譬如，最近也很有人喜欢讨论马克思的私生女问题。这一故事确实让中国人有些难受，但，大家忘记了马克思不是中国人，除了他的家人难以接受外，风流韵事之于马克思，与之于杰弗逊总统都没有象在中国那样有那么大的打击其思想的能力。恩格斯青年时也参加决斗，前后与两个姐妹同居，看看传记，这不是很难得知的事情，但也没有人太关注之或攻击之，以贬损他的思想。
那么回过来头来，再看“一字讥”和以人为据对现代儒人有效吗？
我已静观网文多时，结论是：很有效的。
君不见，郑家栋教授事出，陈明先生、王达三先生、儒学联合论坛急忙忙要划清界限；君不见，人大纪校长弄出“脊续”“一字讥”，人大袁济喜教授则发动对中山大学另一个袁教授（袁伟时）的攻击，让人感觉回到文革；君不见，人大纪校长又弄出“七月流火”“一字讥”，人大国学院特聘教授范曾则曲护之，新儒学几乎要改变人民大学以上领导人的语用规则了。可见，中国古代思维之悖。
我有心想看看以前人们是如何解悖的，结果很遗憾，没有看见成功的方法。以朱熹和钱穆两大公案来看，“一字讥”和以人为据，还是被论者认为有杀伤力的，并没有人反思可不可以不拿这些做理性的学问标准。关于朱熹，我看过“朱熹与严蕊”的考证，以证据学的眼光看，只能叫疑案，无法相信朱熹与严蕊有什么或者没有什么，或许老夫子很冤枉，夫子可能很后悔：不周全啊，不周全，我怎么就没有畏言如虎，非要把名字与一个名妓联系起来呢。至于钱穆先生，真无话可说了。钱穆有《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还有《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其文乃是当面歌颂蒋介石“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不知道这次纪念钱穆先生，人们会不会提及这个事情）如果读钱穆之史论，则确实钱先生要被自己的方法害了。可笑的是，钱先生的弟子余英时欺郭沫若没有弟子，而对郭沫若也来个以人为据，又被另外一个姓余的（余杰）剥了他老先生的皮……
古往今来，国人之思维方式就是这样的，但聪明人，应当看到，对于儒士来说，“一字讥”与以人为据的方法，总难免把自己绕进去，弄不好连孔子也要绕进去，而别的人，可能持“我是新派，我怕谁”“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态度，这样看来，儒士是会吃亏的。
写到此，建议如下：
1、不要把聪明人的方法，当作正当的学术方法，请细审查之，“一字讥”与以人为据都是逻辑谬误的典型类型，这类反驳法在理论上是无效的；但由于儒学自我认同这种方法，因此，对它的反驳是有效的，但逻辑规则是这样的：反驳对方有效，但未必证明你方正确；
2、学儒，必须彻底儒（人学兼备），否则就小心被绕进道德纠纷，弄个人不人，鬼不鬼的；
3、知人论事，绝对是最必要的社会批评方法。
最后，我对纪宝成校长的“七月流火”做个评价：
这是一个用典错误，问题不在于他用的是活典还是死典。所有评论家，不管他是教授还是一般文化人，也不管你是反对还是同情纪校长，我看都没有抓住要领。语言并不等于言语，语言是静态的，言语才是交际。言语必须结合交际环境来理解，曹操杀他的乡亲老吕，就是语境有误，误把杀猪理解为杀人了。那么纪校长意识到他的语境了吗，也就是他在什么交际场合，对什么人，说什么性质的话？这样一问，事情不是很清楚了吗。（1）纪校长不是在俗语圈，因此望文生义的成语不能用；（2）纪校长也不在玩笑圈，因此玩笑开不得（我以前的同事经常把取钱的地方叫：“中国人民很行”，在我们来说这是快乐而不贬低学问）；（3）纪校长面对的是更好古的台湾客人（台湾人能接受“七月流火”是热烈吗？），你被托付要送一部《清史》，台下人皆是人大精英，何况你还要求人大学子要以人文为怀，所以“七月流火”之“热烈”很不合适宜。 我猜，纪校长真是疏忽了，忘记典出之原意。其实，错了就认个错，所有引申的意义就没有了。
文章来源： 光明观察 《光明观察》
最近网络上对国学的批评，最频出的方法就是两种：“一字讥”和以人为据。
如果以正常的学术批评标准来看，这两种方法都不足为训，但是，问题恰好又卡在这里，因为，国学认这两招有效，这是中国传统文人喜好的方法，或者说是儒士、国学家的看家本事。
所谓“一字讥”就是以一字一词一典之失攻击对方学品人品乃至思想体系，在古代或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其杀伤力非常有效。例如，我当中学老师的时候，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资深教师向一位语文老师问了一个字的读法，结果倒了大霉，语文老师在一个最佳时期（教师第一次提薪时）使出了“一字讥”，他说，彼老师连某字都不认识，怎么能……“一字讥”与“一字师”效力相反，在古人看来，“推敲”有多妙，则一字之误就有多糟，文人癖好势已成疾。
所谓以人为据，就是以人格来褒贬论者的思想和主张，其中具体表现有因人纳言、因人废言、人身攻击、诉诸权威等变格。中国古代思维方式恰好是这样的。例如，对孔融的褒贬就是文人处心积虑研究的课题，再譬如，论书法，奸佞之人，其书法水平总是要被贬低的，再譬如，相反不利情况下，君子之隐必隐之。
古代的聪明人早就看穿这两招的荒谬。譬如，《三国演义》写诸葛先生对江南腐儒，真是淋漓尽致的痛快呀，此写法也不过就是看穿了儒士方法的悖论而已。
如今，网友和批评家大体学的是诸葛之法，其逻辑是：“既然尼姑在和尚那里动得，我阿Q为什么就动不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不乐之用之。新派文人鲁迅（对章士钊）、超新派文人李傲（对钱穆）就特别善用这一招。而这一招，对新派人士来讲，又是免疫的，你不能倒过来用这些方法对他，譬如，你说李敖无行，李熬会乐颠颠的告诉你，他是如何的与女人有缘，一个、两个、多个……客观上他丝毫不会因此失去风采和魅力，最近看见又有人拿“鲁迅偷看弟媳洗澡”的事情来炒（此事完全是捕风捉影），殊不知，鲁迅本人极不避讳此类玩笑，他自己就写到，那时在北京不穿棉裤，实乃禁欲之故，以变态心理学观之，此老哪有进女浴室那般卑琐？周海婴写到这一点也没有曲笔——没有的事，又何必害怕，或者反过来就是有，鲁迅也敢当啊，不穿棉裤是为了怕性冲动，这样的文字早就把传统文字的评价标准抛开了，所以以“性事”攻击鲁迅，也不算成功。
“一字讥”和以人为据，对于西人也没有太大效果。譬如，最近也很有人喜欢讨论马克思的私生女问题。这一故事确实让中国人有些难受，但，大家忘记了马克思不是中国人，除了他的家人难以接受外，风流韵事之于马克思，与之于杰弗逊总统都没有象在中国那样有那么大的打击其思想的能力。恩格斯青年时也参加决斗，前后与两个姐妹同居，看看传记，这不是很难得知的事情，但也没有人太关注之或攻击之，以贬损他的思想。
那么回过来头来，再看“一字讥”和以人为据对现代儒人有效吗？
我已静观网文多时，结论是：很有效的。
君不见，郑家栋教授事出，陈明先生、王达三先生、儒学联合论坛急忙忙要划清界限；君不见，人大纪校长弄出“脊续”“一字讥”，人大袁济喜教授则发动对中山大学另一个袁教授（袁伟时）的攻击，让人感觉回到文革；君不见，人大纪校长又弄出“七月流火”“一字讥”，人大国学院特聘教授范曾则曲护之，新儒学几乎要改变人民大学以上领导人的语用规则了。可见，中国古代思维之悖。
我有心想看看以前人们是如何解悖的，结果很遗憾，没有看见成功的方法。以朱熹和钱穆两大公案来看，“一字讥”和以人为据，还是被论者认为有杀伤力的，并没有人反思可不可以不拿这些做理性的学问标准。关于朱熹，我看过“朱熹与严蕊”的考证，以证据学的眼光看，只能叫疑案，无法相信朱熹与严蕊有什么或者没有什么，或许老夫子很冤枉，夫子可能很后悔：不周全啊，不周全，我怎么就没有畏言如虎，非要把名字与一个名妓联系起来呢。至于钱穆先生，真无话可说了。钱穆有《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还有《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其文乃是当面歌颂蒋介石“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不知道这次纪念钱穆先生，人们会不会提及这个事情）如果读钱穆之史论，则确实钱先生要被自己的方法害了。可笑的是，钱先生的弟子余英时欺郭沫若没有弟子，而对郭沫若也来个以人为据，又被另外一个姓余的（余杰）剥了他老先生的皮……
古往今来，国人之思维方式就是这样的，但聪明人，应当看到，对于儒士来说，“一字讥”与以人为据的方法，总难免把自己绕进去，弄不好连孔子也要绕进去，而别的人，可能持“我是新派，我怕谁”“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态度，这样看来，儒士是会吃亏的。
写到此，建议如下：
1、不要把聪明人的方法，当作正当的学术方法，请细审查之，“一字讥”与以人为据都是逻辑谬误的典型类型，这类反驳法在理论上是无效的；但由于儒学自我认同这种方法，因此，对它的反驳是有效的，但逻辑规则是这样的：反驳对方有效，但未必证明你方正确；
2、学儒，必须彻底儒（人学兼备），否则就小心被绕进道德纠纷，弄个人不人，鬼不鬼的；
3、知人论事，绝对是最必要的社会批评方法。
最后，我对纪宝成校长的“七月流火”做个评价：
这是一个用典错误，问题不在于他用的是活典还是死典。所有评论家，不管他是教授还是一般文化人，也不管你是反对还是同情纪校长，我看都没有抓住要领。语言并不等于言语，语言是静态的，言语才是交际。言语必须结合交际环境来理解，曹操杀他的乡亲老吕，就是语境有误，误把杀猪理解为杀人了。那么纪校长意识到他的语境了吗，也就是他在什么交际场合，对什么人，说什么性质的话？这样一问，事情不是很清楚了吗。（1）纪校长不是在俗语圈，因此望文生义的成语不能用；（2）纪校长也不在玩笑圈，因此玩笑开不得（我以前的同事经常把取钱的地方叫：“中国人民很行”，在我们来说这是快乐而不贬低学问）；（3）纪校长面对的是更好古的台湾客人（台湾人能接受“七月流火”是热烈吗？），你被托付要送一部《清史》，台下人皆是人大精英，何况你还要求人大学子要以人文为怀，所以“七月流火”之“热烈”很不合适宜。 我猜，纪校长真是疏忽了，忘记典出之原意。其实，错了就认个错，所有引申的意义就没有了。
文章来源： 光明观察 《光明观察》
# posted by long @ 6:41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