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SJTU

汇款230rmb
是不多，不过与只有350rmb的版面费相比就很多了
（350－230）元/3页＝40元/页
真的是最便宜的
不过还有北京的QDYHJ居然没有收版面费
真是奇了怪了
一般一些研究所办的杂志收费不是很高，上面两个情况都是如此
当然也与杂志的级别有关
综合这几年的行情，一般是200～300元/页
一般一篇文章也要1000多
当然也有出现过讲价的情况，那是经常发表或者作者比较牛的情况
现在都是作者求着杂志社的
靠着老板的名声发国内文章还不是很难
不过还是不敢投一些很厉害的杂志，怕丢脸啊！

枭逢鸠，鸠曰：“子将安之？”枭曰：“我将东徙。”鸠曰：“何故？”枭曰：“乡人皆恶我鸣，以故东徙。”鸠曰：“子能更鸣，可矣。不能更鸣，东徙，犹恶子之声。”（汉·刘向《说苑》）
　　这只猫头鹰因为乡人不喜欢他的刺耳调子，就想移民到别处。我想这是一只传统的中国猫头鹰，过于在乎乡人的一时好恶。他打算移民，是因为想保持自己的独特声音。但现在他要是听信了斑鸠老哥的教导而不再移民，那么这只传统的中国猫头鹰大概会改变自己擅长的美声唱法，而改学乡人喜欢的流行唱法。如果乡民不喜欢他捉老鼠，他甚至会下决心痛改前非，苦修孔雀（据说是孔子家禽）的开屏献媚之术，也未可知。但我却是一只固执的猫头鹰。我只想呆在我祖先的土地上，按我的天性捉老鼠，按我的天性作夜枭之鸣。恶我之鸣的人，不过是鼠辈而已，何足惧哉！我相信一定有喜欢我的枭鸣的乡民，他们虽然可能因为鼠辈猖獗而不敢为我喝彩，但我要为自己，也为他们，作长夜之鸣。退一万步说，即便没有任何人愿意听，就只是臊臊那些不愿听的耳朵，我也觉得不坏。
　　乡先贤鲁迅也有过与我类似的想法，他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写道：“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欢喜；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鲁迅当然不是旧瓶，瓶中绍酒又色香味俱佳，正可以开一坛，与憎恶鼠辈的乡里乡亲同饮。

在这种极端性的两难境遇下：要么兽性占上风，于是狗咬狗地搏杀；要么人性占上风，于是你谦我让抢着死。到目前为止的人类历史中，一旦陷于绝境，人性获胜的次数较少，兽性获胜的次数较多。但兽性获胜的次数并非最多，事实上，人性虽然还没有普遍升华到至高的境界，但人类毕竟是一种已经基本战胜了兽性的高贵生命，所以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会轻易向兽性屈服，他们在这两难之间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抽签。道学家可能会反对抽签，他们认为这贬低了人性。然而道学家在这种极端情景下，是否真能像戎夷那样放弃生命呢？我很怀疑。我愿意坦率承认我很可能做不到，尤其在我还没有做到之前，我决不敢夸口。所以我赞成高不攀、低不就的抽签：人人机会均等。虽然没有升华，但也没有堕落。而且抽签同时宣布了一条最高真理：人人生而平等。据我所知，所有的道学家都是反对这一真理的，所有的道学家都想证明自己高人一等，所以我把道学家视为人类公敌。
　　最后，我还反对某些圣徒型人物对崇高与神圣的病态追求，圣徒为了证明自己的崇高与神圣，甚至欢迎苦难和渴望考验。圣徒虽然不是假道学，而是真道学，但同样在我反对之列，同样是人类公敌。我认为圣徒往往会比假道学造成更大的灾难。因为他们比假道学更加狂热，而一切狂热都是灾难性的。圣徒把人性的正常欲求视为污浊，并且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清洁和清洗。人类史上最大的灾难，就是圣徒们的清洁运动和清洗运动。我以为，不发生苦难，或者尽量避免苦难，更符合正常的人性。比如说，没有这一场寒潮，或预知有这一场寒潮而在城门关掉之前赶进城去，岂不是更好吗？这虽然有点一厢情愿，但我宁愿不要激动人心的人间悲剧，而更欢迎和谐欢乐的尘世喜剧。哲学可以帮助我们在不得不面对悲剧时不上演丑剧，科学则能够帮助我们尽量避免悲剧发生。所以我首先崇尚科学，其次才热爱哲学。

柱厉叔事莒敖公，自以为不知，而去居于海上。夏日则食菱芡，冬日则食橡栗。莒敖公有难，柱厉叔辞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与不知无异别也。”柱厉叔曰：“不然。自以为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将死之，以丑后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厉人主之节也。行激节厉，忠臣幸于得察。忠臣察则君道固矣。”
《吕氏春秋·恃君览·恃君 》

忠与孝是自觉的奴才和自愿的奴隶的道德，而非不自愿的奴隶和自由人的道德。一切忠与孝，本质上都是愚蠢的。进一步说，即便君与父有时碰巧是对的，但只要你并非由于他是对的而仅仅因为他是君与父就无条件服从，也是愚忠愚孝。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应该遵从的是经过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当然，独立思考并非自以为是，而是遵循正确的思考和推理方式，作符合理性的思考。只有当君与父是对的，而且你明白是对的，你才能服从──但你此时所服从的已经不是君与父，你服从的只是真理；你此刻的服从已经不叫忠与孝，而叫具有理性。
忠与孝的遗毒之深，已经深入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年前报载，有一个女孩，由于妈妈为某件小事错怪了她，就跳楼自杀了。她留下的遗书这样写道：“我要让妈妈后悔她错怪了我。”这种心理与柱厉叔如出一辙。表面上看，这个女孩是不孝。妈妈批评两句，哪怕错怪你了，也该慢慢想办法让妈妈明白才对呀！其实却与柱厉叔一样，是孝的荒谬逻辑的合理延伸，成为对孝的归谬法推理的极端例子。正因为女孩把妈妈对自己的评价看得比自己实际上是否清白更重要，正因为柱厉叔把君王对自己的评价看得比自己实际上是否有才能更重要，所以他们才会采取这样极端的看似违反忠孝之道的行为。忠孝的根本前提，就是尊长哪怕是错的，也要服从。
正因为柱厉叔和这个女孩认为君王和妈妈应该永远正确，但是现在他们竟然偏偏错了，所以他们痛不欲生。表面上看他们似乎要证明尊长的错误，实际上却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要求尊长永远正确。因为本该永远正确的你们，一旦犯错误，叫我听谁的？连你们都可能错误，那么我还能相信谁是正确的呢？如果你们都可能是不正确的，那么如此卑微的我自己又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呢？如果我连你们都没法相信，那么如此渺小的我还能相信我自己吗？那么我怎么还能坚信我是有才能的，我怎么还能坚信我是清白的呢？所以，也许柱厉叔我确实没有才能？──但柱厉叔万万不能接受这个结论！也许小女孩我确实并不清白？──但小女孩也万万不能接受这个结论！既然两个都绝对不能出错的信念如此冲突而又无法两全，除了向死逃避以外，别无第二条出路。
人本该自信，人更不可能不自爱，但是忠与孝的愚民道德迫使每一个不可能不自爱的人不敢自信。每一个忠与孝的奴隶，如果要证明自己的自爱是有根据的，不是靠自己的实际才能，更不是靠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是要靠尊长对自己的最后审判。是的，最后审判！对于没有宗教没有上帝的中国人来说，最后审判就在当世，君与父就是他们的上帝。他们活着由君与父对自己作最后审判，他们死了由君与父对自己作盖棺论定。从小学、中学、大学的学生手册里的老师评语，到每个供职过的单位人事部门的鉴定，都是整个审判过程的具体步骤，这个无罪也要接受审判的档案，跟着每个中国人直到老死。如果尊长对他们的判断与他们的自爱自信相冲突，一方面本能使他不可能放弃自爱自信，另一方面忠孝律令使他又不可能放弃对君与父的绝对服从；这两个不可调和的力量的冲突，除了自杀没有第二条解决的出路。如果不自杀，那么只有两条并非真正出路的歧途：不是完全失去自信，自暴自弃；就是人格分裂和心理阴暗，在两种不相容的评价之间痛苦挣扎，在公生活和私生活之间遵循自相矛盾的双重标准。
或许值得一提，忠孝难以两全的中国伦理难题，在西方文化中是不存在的。西方人只有对与对的冲突，但是在中国，忠孝不能两全不是指在两个正确的不同立场之间做选择（那才是对与对的冲突），而是在君与父的不同利益之间作出选择。总体来说，孝是第一位的，忠是孝的逻辑延伸；忠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孝──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孝就是扩大了的家族性自私。为了孝，中国人不惜践踏国家利益，不惜牺牲家族以外的任何人的利益。家之孝子，国之罪人；君王之忠臣，真理之叛徒。忠与孝只是狗的道德，服从真理才是人的道德。

近年来颇为热闹的大学生辩论赛，几乎就是这种上哪条船就说哪种话的战国策士生涯的模拟练习。我相信这种辩论赛只有不信仰客观真理的中国人才会如此乐此不疲。作为一种诡辩游戏，在大学生辩论比赛中，每个人为之辩护的“观点”是用抓阄的形式获得的，与自己的信仰无关。你坚信“人性本善”，拈到的题目却可能是“人性本恶”。他坚信“人性本恶”，拈到的题目却可能是“人性本善”。既然是抓阄，拈得什么“观点”就具有绝对的偶然性，而哪怕你拈得的“观点”与你的信念相冲突，你也不得不鼓动如簧巧舌，痛下辞说，曲为之辩。这对听众是一种思想的误导，对参与者则是灵魂的出卖。口才好的人，随便你给他个什么题目，他都能像邓析或战国纵横家那样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他为“人性本善”辩护，固然能够胜利；他为“人性本恶”辩护，同样能够胜利。然而真理失败了，信仰丧失了，人格破产了，灵魂堕落了。
　　我相信，这种辩论形式的始作俑者根本就没有任何信仰。爱因斯坦说过：“上帝不掷骰子。”我想，真理也不掷骰子。这种令中国文化蒙羞的恶作剧，可以休矣！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 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 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 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 汝多知乎？”
《列子·汤问》

中国的两千年政治，可以说是永远在朝的孔孟之正宗与荀韩之异宗的既联合又斗争，道家从来都是对抗官方学说的最大的在野学派。就宦海沉浮的个人而言，在朝为儒家，在野为暂时的冒充的道家──但下野的儒者时刻准备着重新上台，此之谓“内圣外王”。就大部分在朝者而言，名义上是儒家，实际上是法家，此之谓“佯儒实法”。孔孟虽是正宗的国学，四书五经被列于学官，但只有荣誉地位；实际的政治操作却用的是偷梁换柱的荀韩一套。孔孟之道是宏观战略，荀韩之学才是具体战术。战略上要重视人民（因此孟子说民为重，君为轻），而战术上要藐视人民（因此韩非说人民是需要鞭子的马）。无论是谁在朝主政，法家权术的一套永远不变。所以对于永远在野的真正道家来说，孔孟只是假想敌，荀韩才是真正的对手。
然而在野的道家对政治实情或政治内幕并不了解，所以他们并不知道孔孟是假想敌，他们往往十分粗疏地把法家的账算在儒家的头上，也因为法家确实打着儒家“亲民、明德”、“爱民如子”的旗号。然而在朝的法家却心知肚明，儒家只是个招牌，孔孟圣人只是挂着招徕顾客“近悦远来”的羊头，而荀韩酷吏才是令“四夷宾服”奸谋得售的狗肉。除了道家弄错真正的敌人，那些暂时在朝或曾经在朝现已黜退的以孔孟正宗自命的道学腐儒，也天真幼稚地自以为是执政党。他们自命为孔孟正宗的清流，与荀韩异宗的浊流势同水火。然而事实却是，浊流永远主宰一切，对清流生杀予夺，只不过天子要留着孔孟之道的招牌，所以浊流对清流并不完全赶尽杀绝，而是留下几个智商很低、能量不大的知趣腐儒撑持门面──做做太子太傅或翰林学士之类。
　　确实，在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和陶渊明以后，中国已经没有真正的道家，有的只是暂时在野的、由儒家冒充的道家。所以确实只剩永远在朝的孔孟正宗与荀韩异宗的既联合又斗争了，但那只是权力分割、利益分配和争夺话语权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并非谁是谁非的斗争，并非真理与谬误的斗争，并非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所以哪怕儒、法内部的狗咬狗之争确实存在，哪怕大批判家以法家自居，也没有任何伟大、光荣、正确可言。哪怕法家成了赢家，也不过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真理与正义毫不相涉。
说儒、法两家是狗咬狗，并不是一般的现成语，而是确有所指。我以为儒家是牧羊狗，而法家是狼狗，牧羊狗不吃羊肉，但从不反对主人（或曰人主）杀羊吃。但牧羊狗自以为牧羊有功，认为主人离不开自己，所以常常要忠告主人有计划地吃，名正言顺地吃，不要滥杀滥吃。而狼狗不仅不反对主人滥杀滥吃，还一再论证羊天生就是供主人滥杀滥吃的。同时，狼狗自己也偷偷地吃羊，对此主人睁一眼闭一眼地并不在乎，反正羊多得像天上的白云一样。主人虽然讨厌牧羊狗愚忠死谏的强项无礼和种种讨厌的道德说教，但因为牧羊狗比狼狗更忠心，也更能迷惑羊群，所以留着他们摆摆样子，有利于名正言顺地滥杀滥吃。因为滥杀滥吃固然需要法家狼狗的帮忙，但名正言顺更需要儒家牧羊狗的帮闲。
　　由于孔子被后世帝王当了招牌，圣人成了摆样子的稻草人，所以近代以来天下恶名皆归之。从五四的砸烂孔家店，到文革的批林批孔，真是笑话三千，无奇不有。孔子从人格高尚的道德家，变成了要对中国两千年黑暗历史与不幸现实负责的替罪羊──当然，谁叫你的羊头被狗肉铺挂了两千年呢！ 而近年来，热闹非凡甚嚣尘上的所谓第三期儒学，再次想效法孟子、韩愈、朱熹之辈，妄想以儒学救中国，看来孔子的羊头还要被继续挂在城头上示众下去。在我看来，所有的新儒学宗师，与他们的所有先辈一样，都是对现实政治完全无知和对实际操作一窍不通的腐儒，他们永远不会明白，儒学根本救不了中国。即便孔子重新转世，他也会明白儒学只是一种反民主的虚幻而且过时的空洞说教，而不是一种民主时代的政治消毒剂。把羊头打扮得再漂亮，描眉画唇也好，喷上巴黎香水也罢，都无法掩盖狗肉铺的扑鼻恶臭。
　　正如两千年前的孔子对太阳的远近无法弄清一样──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但令人尊敬的道德家孔仲尼先生对科学问题一窍不通──两千年前的孔子学说，无益于两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政治；两千年后的儒学传人，同样是可怜无补费精神。让孔子的灵魂安息吧，让他一言不发地走吧，免得那些在小学里就已弄明白太阳远近的孩子，两千年后再来骂他：“谁说你是最有学问的圣人呢？”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
《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
道德的目的并不是要任何人去做损己利人的重大牺牲，而是乐于做无损于己但却有利于人的好事。 过高的“道德”标准，使绝大多数人都沦为“不道”；所有追求道德的人，得到的只是耻笑；他们的真正符合道德的高尚努力，只被用来证明他的“不道德”。在这种“道德高压”下，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永远只说道德的话，但永远不做道德的事。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并且心安理得。过高的“道德”不仅没有推广道德，反而推广了不道德。推广不道德有没有好处呢？有的，但是只对那一个达到“道德世界记录”的人有利：他成了绝对的道德偶，至高无上的圣人。
　　实际上，道德世界记录是不能做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的。因为首先，既然是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就应该符合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力所能及的道德水平，使大多数愿意做有德者的人感到胜任愉快。也就是说，道德标准应该是一条大多数人都能达到的及格线。自我道德要求高的人，不妨去拚一百分，争第一，但大多数人只要及格，就不该打屁股。如果一种教育不让考不到一百分的大多数人及，学生就会丧失求知进取心，自暴自弃。这种教育就是失败的。如果一种道德不让善良而不杰出的大多数人感到自己有希望做个好人，人们就会丧失道德进取心，自暴自弃。这种道德就是虚假的。当一种道德标准使大多数人都做不到时，这种道德就必然是伪道德。提倡这种伪道德的唯一结果，就是反道德；这种伪道德越是成功，越会导致道德大滑坡。
　　提倡这种伪道德的人，不是热爱道德的人，只是以道德为名的自恋狂或自虐狂。所有的真道学，正是这样的自恋狂和自虐狂──而假道学则是眼红真道学之成功的小人，假道学虽然也自恋，但不是自恋狂，而且假道学决不自虐，他用沽名钓誉得到的利益满足其世俗欲望。其次，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应该是比较恒定的，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可以准此而行。但如果道德世界记录做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那么这一世界记录就会被道德自恋狂或精神自虐狂们不断地刷新和打，那么大多数人必将无所适从。因为昨天被前一位道德狂认为还是道德的事，今天却会被另一个更狂热的道德狂斥之为不道德。道德狂热的比赛，是没有止境的，不到家破人亡、国毁种灭，决不肯罢休。
真正合于道德的慈善捐助应该是匿名捐助。署名捐助有两大坏处：一是用“道德”行为抬高了自己，在物质不平等之外，加剧了精神不平等；二是贬低并羞辱了受助者，使之成为对捐助者感恩戴德的精神奴隶──然而除了感谢天地和伟大先人，任何人都不应对一个与自己完全平等的活人感恩戴德。索要感恩戴德的物质施舍者，只是精神乞丐，与道德毫不相涉。
　　若干年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绝对道德高标，使当代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最彻底的滑坡，几乎滑到了中华民族最近两千年历史的最低道德底谷，以至于在这一口号停止使用的二十年之后，还无法恢复到文明社会的正常水平，很多国人更沦为“利己必损人”乃至“损人不利己”的道德败类。这种惨痛的历史教训，是中国人乃至全人类都应该深刻记取的。
　　我认为，道德是人类文明的大地，而不是人类生活的天空。让所有的人都在坚实的道德基础上自由舞蹈，是人类文明的目标。人类的智慧，不该用于打破道德世界记录，而该用于打破艺术与科学的世界记录。科学成果满足人类的物质生活，艺术成就满足人类的精神生活。真正的道德，就是卑之无甚高论的东西。想以立异以为高的道德高标来彰显自我的人，是贪天之功为己有的狂徒，是把大多数人赶入道德深渊的历史罪人，是把大多数人打入精神地狱的文化恶棍。
　　法律合于理，道德通于情；理可变，而情不可变。今天的理可能反对昨天的理，但今天的情却不可能反对昨天的情；理日明而情日深，深情与慈悲是道德的永恒目标。情是理的基础，理是情的提炼。违反常情、悖逆人情的道德，是世上最邪恶的东西。所谓魔鬼式的傲慢，指的正是这种伪道德家的傲慢。法律可能像上帝一样无情，但不可能像道德魔鬼那样傲慢。矫情是一切道学家的共同特征。从法律的立场来看，如果你的理是错的，就要无情地反对你。从道德的立场来，如果你不够深情，那么我更要用爱来感化你。道德感化只能用爱，而不能用恨，而伪道德所彰扬的正是恨。以为伪道德的“道德高标”能够有巨大的“道德情感”，只是道学家的痴人说梦。爱的道德感化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恨的伪道德感召是狂风暴雨、雷霆震响。“感化”是我来主动亲近你、提升你；“感召”是强迫你来符合我、崇拜我。人们亲近爱的道德感化，正如亲近春风雨露；人们逃避恨的伪道德暴虐，正如逃避雷劈电击。
　世上最愚蠢最反动的事，莫过于不顾实际效果的道德叫嚣。我认为，所谓道德，就是认识并做符合普遍人性的事。由于普遍人性是全人类相通的，因此真正的道德原则是世界通用的。比如孔子的最高道德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而基督教同样把这一最高道德原则称之为“金律”。如果说这一永恒的道德原则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就是“己所欲者，勿强加于人”。如果没有这一补充和限制，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就会被滥用，就会成为“己所欲者，滥施于人”的反道德原则，有德者就成了强制者，而强制者就有权以道德的名义来实施强制。然而，虽然法律的强制有时是不得已的必要手段，但一切强制都不符合永恒的道德。
　　总之，一切大多数人做不到的道德，都是伪道德，哪怕这种道德是未来时代的大多数人能做到的超前道德，对现时代来说也是伪道德。道德和法律都是人类生活的日常家什，不需要超前消费。而合理的法律就像饭，吃一辈子都吃不腻；美好的道德则如同空气，不仅呼吸一辈子不会厌倦，而且厌倦了都无法不呼吸。不好的饭可以不吃，不好的空气却不得不呼吸。人们曾经理直气壮地反抗不合理的坏法律，但却很少有人敢于反抗不合理的伪道德──越是丧心病狂的道德高调，人们越是不敢反对。人们顶多说，这种神圣道德对是对的，只是太难做到了。殊不知任何大多数人做不到的道德就绝对是错的。因为道德的目的就是让大多数人成为善人，而伪道德却使大多数人成了罪人。
　　最后我想谈一谈孔子在中国乃至人类文明史上的特殊价值。我认为，孔子的中庸思想，在这一寓言中得到了极为出色的体现。孔子不立异以为高，因为他是真正的有德者。真正有道德的人，不是为了自己成为道德家而宣扬道德，而是为了让道德引人向善，给人间带来祥和与幸福。只要有利于真正的道德广布天下，真正的有德者不惜被道学家指责为“道德”的叛徒。
　　老子主张“以德报怨”，孔子主张“以直报怨”，孔子绝对没有圣人气，把他捧成圣人是孔子的弟子对恩师的最大背叛。孔子的思想非常平实中肯，没有任何唬人的东西，这使许多现代人误以为孔子是个平庸的老头，殊不知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其对道德与人性的彻悟程度而言，孔子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其伟大程度远远超过苏格拉底、佛陀和耶稣。孔子确实有许多难以恭维的地方，比如说他对实际效果的过分注重（这本该是法律的事），使他的道德原则少了一些宗教式的超越性。更由于他过分注重实际效果，又受时代局限而无法分清法律与道德的不同辖域，于是他从所处时代的实际效果出发，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未必完全没有道理。尽管从现代的认识看来是十足的愚民政策，并且确实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中起了极坏的作用。但这一方面是孔子本人的历史局限（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人和圣人），另一方面却是孔门后学过度彰扬的结果。孔门后学没有继承发展他的思想的诸多好的方面，却发扬光大了他的思想的坏的一面。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孔子不该负责的，因为任何思想家都有局限之处。如果后人错误地把某个思想家吹捧为永远不会出错的“一句顶一万句”的圣人，随后又把他的局限之处，把他的思想糟粕发扬光大，那么任何伟大的思想家就都会成为历史的替罪羊。后人在探讨历史功过的时候，固然不能为孔子的愚民思想辩护，但在知人论世的时候，却必须实事求是地把事实上的活生生的思想家，与被思想家的后学歪曲重塑的道德偶像区分开来。
　　不幸的是，孔子最杰出的弟子颜回死后，剩下的都是子贡、曾参这样的蠢材，他们以道德代替法律，以强制代替自由，对科学全无兴趣，对艺术毫无会心，徒然只剩无止境的伪道德叫嚣。整个两千年中国历史，就被这些真道学和假道学所宣扬的伪道德毁掉了。以至于中国人没有什么东西可夸耀，只好宣称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世界第一。然而一个民族的整体道德水准，与个别道德自恋狂和精神自虐狂的屡破道德世界记录不仅不成正比，反而适成反比。何况夺取道德世界记录的锦标，原本就是道德狂的痴念。真正的道德是不与人争胜的，真正的有德者从来不指责他人违反了道德，真正的有德者从来只以可检验的科学真理与人辩难，而从不对他人进行无法验证的道德裁判。真正的道德大地，是全人类共有的，各民族在各自不同的历史道路上，营造了不同的法律建筑体系，发展了不同的思想艺术体系，探索着同样为全人类共享的科学真理的广袤天空──然而，孔子之后的古代中国人误把伪道德奉为天空，就把科学真理乃至法律民主都践踏在脚下了。古代中国人，正是一个倒立在天花板上跳舞的奇怪民族。

事实上，推理是人类思维的最基本方式，推理这一人类固有的思维方式不会因为韩非乃至任何先秦思想家的抨击就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消失。但贬低和丑化推理，使推理声名狼藉，却对中国思想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举例来说，中国人的思想阐述，就此不再展示思维过程，而是直接示以结论。这个结论（实际上是推论）是如何得出的，旁人无从知道，这就使知识进入神秘化的黑箱。长期只以结论面世，使思维者进入了自我认识的误区：由于实际存在的推论过程被潜意识化了，因此得出正确结论（推论）者误以为这只是一个没有推理过程的直觉──仅仅是一个顿悟。然而这种“顿悟”如果真有某种准确性，一定是由不自觉的潜推理所保证的。对顿悟的盲目尊崇，使中国思想从此仅有大量断语式的格言警句。于是诗话和文学批评只有片言只语，月旦人物也只有一二品词。
由于从不展示得出结论之前的推理过程，传统中国根本没有完整的理论著作。即便是《文心雕龙》这样的“理论”著作，也只是一大堆直观的铺排堆砌和集锦杂陈而已。这本书如果由习惯于展示全部推理过程的西方哲学家来著述，那将是亚里士多德或康德式的煌煌巨著。更进一步，由于单个的结论缺乏说服力（哪怕再准确），就不得不用形象来救济理论之穷，于是就有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这样的中国式“理论”。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从晋代的《文心雕龙》到唐代的《诗品》，几百年时间流逝了，但中国人的理论思维能力却极大地退步了。
而先秦思想家的理论深度之一泻千里地退化到近代，更是无须多说。省略推理过程的著作，一概被中国人视为有“羚羊挂角”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韵。这真是积非成是的纯粹胡说！这种走火入魔的思维方式，发展到唐代的禅宗可谓登峰造极。每个公案的参悟印证，都是迫使参悟者放弃先天固有的推理能力的强化训练。如前所述，人类固有的推理思维早已被先秦诸子打入思想冷宫，成了日益萎缩的潜思维，禅宗还要进一步赶尽杀绝，连中国人内心那点残存的潜推理也要彻底根除。一切按常规推理进行的参证，都被“德山棒”、“临济喝”目为下愚钝根。说起来也许令人失笑，禅宗公案在我看来，与近年流行的“脑筋急转弯”没什么两样。只不过禅宗煞有介事地冒充佛学智慧，而“脑筋急转弯”直截了当地称为娱乐而已──大概只有讨厌逻辑的中国人才会如此热衷于这种“发散性思维”吧。我认为，禅宗与真正的佛学精义已经相去甚远。禅宗公案正是佛教信仰在中国衰落之后，闲得无聊的老和尚们的娱乐形式──一种排遣长日的精神麻将。
　　禅宗对于习惯于推理思维的西方人，也许是一剂纠偏补缺、打破思维定势的良药──与中国人相反，西方人根深蒂固的推理传统使他们具有一种与中国人相反的推理强迫症，即便在最需要放飞想象力的诗歌里，西方诗人也常常像在条分缕析地做论文。因此“挥慧剑”斩断推理之链的禅宗式直观妙悟，对现当代西方诗歌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然而反推理的禅宗式顿悟思维对中国文化却是雪上加霜的致命一击，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此后号称儒学复兴的宋明理学也援禅入儒，开始了禅宗式的格物致知，格来格去，格到最后把中国人残存于无意识中的逻辑思维和科学潜能也荡涤殆尽，心性之学沦为绝对唯心主义的禅学翻版，把先秦最弱智的儒家（子）思、孟（轲）学派的空疏学风推向极致。格物所致的最高之知，谓之良知良能。良知良能之说，使中国人更加无知无能，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活力，最终被充天塞地的禅悦之风彻底吹散。禅学谬种荼毒神州，至今沉疴不起。
　回到开头的寓言。由于真正的推理被潜意识化，具有推理能力在中国从此就像魔术或神通一样成了欺世盗名之技和生财牟利之道。任何人只要故意把自己的推理过程隐去，而仅仅示以推出的结论，那么如果他想自售于帝王之家，就成了能掐会算的得道者、大法师；如果他只在民间混饭骗钱，就成了预知流年的算命先生、风水先生。总之，所有会推理而故秘其技的人，都成了半仙。科学的工具被逐出思维神殿之后，就这样成了助长反科学的迷信的法宝和利器。韩非笔下被丑化了的詹何，不正像一个故弄玄虚的江湖骗子吗？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 ，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 “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 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 。我知之濠上也。” 　　
《庄子·外篇·秋水》
惠施以名学家的敏锐，从庄子的一句随意的感叹中提炼出了一个需要证明的命题：“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并要求庄子作出证明。这个命题应该说是有相当意义的：人如何认识世界，人对世界的判断怎样才能与客观世界的真实情况相符，而不仅仅是主观想象？如果其认知符合客观真实，那么又如何证明，以便让更多的人心悦诚服地分享这一关于客观世界的真实知识？
　　然而天才诗人庄子根本无法回答这个最基本的科学和哲学问题，他的杰出思想中从来就没有科学的成分，他不仅自己从来不作逻辑研究，并且终生以自己反科学的巨大天才反对逻辑研究。如果说他的某些深刻思想自然地合于逻辑，那仅仅是不知其所以然的暗合。因为所谓逻辑毕竟不是凭空而来，逻辑本身就是从人类的正常思维中提炼出来再加以高度形式化的思维法则，所以通常的思维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会暗合于逻辑的。但未经逻辑训练的头脑一旦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科学难题，几乎必然地会不自觉地违反逻辑法则而陷入诡辩，就像庄子此处所做的那样。
希腊，哲学家具有双重身份，探索自然真理和批判现存文化。当探索自然真理的任务在近代分工给科学家以后，现代哲学家的唯一使命就是批判，为文化消毒。在中国，对文化进行批判的任务由道家承担，对真理进行探索的任务由名家承担。道家的大师扼杀了名家的大师，中国文化从此与科学与客观真理无缘。由于道家对儒家专制文化的批判失去了逻辑和客观真理的支持，于是这种批判无法上升为哲学，只成为一种软弱无力的抗议姿态。这种无力的抗议，最终没能把中国文化从专制中及时挽救出来──庄子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恐怕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吧！也难怪，作为诗人，他做梦时尽想着蝴蝶了。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 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 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 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 ”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 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 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 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庄子·外篇·天道》
轮扁也就是庄子的“不可言传”思想，可谓似是而非。尤其当把这种艺术领域的个人风格，上升到认为一切科学知识都应具有个人风格，把经验的相对非逻辑性和语言的相对模糊性，无限推论到理性的语言领域，并且推翻逻辑表达的一切可能性，更是十足的荒谬。就痴迷程度而言，庄子是我最喜爱的中国思想家；但在艺术领域之外，我认为庄子是阻碍中国的技术发展和遏制科学产生的最大罪人──或许这是爱之深而责之切吧。
中国的技术起步极早，起点极高，这使中国人永远认为古人比后人更有智慧，所以后人没有任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原有技术的自信和动力。虽然空白领域的技术发明可能会偶然地自发产生，但任何已经不是空白的技术领域，再也难有进步和发展。而且再多的技术发明也永远不会归纳成科学原理──对单项技术的理论总结和传授尚且认为不可能，更不必说对两项以上不同技术的全面概括。　　
所谓原理和规律，是认识到世间万物运动变化的共通性和相似性，但庄子以及受庄子影响的中国人只看见具体技术的特殊性和相异性。两项不同的技术，在认为其中必有共通性的人看来，一定能找到原理和规律──哪怕暂时还没有找到。两项不同的技术，在认为其中各有特殊性的人看来，一定只有各不相关的诀窍──而且这诀窍还极难传授。所有的原理和规律，都一定能够用经过定义的科学语言加以精确表达。而所有的诀窍，在从不定义的模糊语言难以精确传授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补救办法是神秘兮兮的顿悟──中国人却把这不得已的无奈方法当做最高法门。而且“师傅带进门，修行靠自身”，能否获得顿悟，完全听天由命。所以中国人的非理性教育特别重视严格的择徒，中国智者往往费尽后半生心力，也无法找到一个悟性高的衣钵传人。而科学的理性教育根本不在乎严格的择徒──只要有中人之资，就一定能学会。中国的“学问”，越到后来越难学，因为诀窍越来越模糊了，表述得越来越神秘了。科学的知识，却越到后来越容易学，因为原理越来越精确了，表达得越来越明白了。
　　更有甚者，中国人择徒时还有传子不传徒、传男不传女或传女不传婿等种种人为阻碍知识传播的穷讲究。千难万阻终于要传了，又因为怕“教出徒弟，饿死师傅”，还要留一手绝活带进棺材。如果知道别人也懂这诀窍，甚至还要设法害死他，或误导他走火入魔，钻进死胡同，以便自己是世上唯一知道这一诀窍的人。既然自己是唯一知道诀窍的人，应该自豪地让别人知道自己有莫大学问了吧？偏不，而是韬晦装傻，明明老奸巨滑还要假装难得糊涂，明明以智者自居却要冒充愚人，以避免被推行愚民政策的统治者加害。就这样，在起点上，寻求知识和积累知识的方向已经大错特错，又在传播知识和扩大知识的路途上一错再错，终于使开化极早的神州大地变成了蒙昧黑暗的愚人国。靠口口相传地面授和心心相印地顿悟的中国技术，在大量自发产生的同时，也在大量地自生自灭。一次次的战乱，在葬送无数身怀绝技的杰出匠人的同时，也使无数技术成为失传的广陵绝唱。长达数千年的技术失传，是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悲惨故事。
　　即便个别技术没有失传，要想进步和发展也难于上青天。因为中国的技术进步，依靠的是后来者对先行者的绝对高度。后来者要超越先行者，不得不从先行者的起跑线重新起跑，不得不站在原始的文化地平线上与先人比绝对身高。而由于原理分明并且笔之于书，西方科学的进步，依靠的是后来者对先行者的相对高度。后来者要超越先行者，只须从先行者停止的地方接着跑，侏儒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借用牛顿的极为确切的比喻）比巨人更高。在欧洲，任何天赋超绝的科学巨人都无法阻止科学的再进步。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进步，靠的是个别短跑天才的破记录；欧洲人的进步，靠的是全体长跑选手的接力跑。因此，中国技术虽然靠着早期天才而长期领先，但没有累进，终于落后；欧洲科学虽然曾经落后，但由于累进式的飞跃，终于在近代后来居上。
中国本土的智者，至今没有完全学会叠罗汉的科学思想。陈景润只能试图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却不会自己做出哥德巴赫猜想。因为只有相信世间万物必有规律的文化中人才会这么猜想，随后再加以证明。大部分科学原理都是先有猜想和假说，后有证明或否证。而科学原理即便萌芽在中国智者的心中，并且得到自由心证，他们也不敢宣布这是一条原理，而只会把它深藏在心中，作为一个不可言传的诀窍──并且是秘而不宣的秘诀。这就是为什么我痛恨被中国人津津乐道的禅宗及其所谓顿悟的理由之一。中国的一切有价值的知识，几乎都是任你胡猜的公案，都是永无正解的秘诀──有正解也没人告诉你！这些秘诀的用语都是切口、哑谜、隐语、黑话，具有无限的歧义性、多义性和模糊性，甚至有故意误导的反向表达和语言陷阱，不经“高人”指教点拨和面授机宜完全是天书，根本摸不着门径，甚至误入陷阱、走火入魔而大吃苦头。
　　概括地说，中国文化是“意”的文化，西方文化是“义”的文化。义可定而意不可定，义精确而意模糊。意的文化是诗的文化、艺术的文化；义的文化是真的文化、科学的文化。诗与真，艺术与科学，是人类文化最大的两大分野。由于中西文化都有一点走极端，甚至可以认为，中国文化是“意淫”的文化，西方文化是“义淫”的文化。庄子思想的功与罪，由此也就一目了然。

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 若神。郑人见之，皆弃而走。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曰： “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则又有至焉者矣。”壶子曰：“吾与汝既 其文，未既其实。而固得道与？众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与 世亢，
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尝试与来，以予示之。” 明日，列子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 活矣！不以旬数矣！吾见怪焉，见湿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 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见吾杜德机 也。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见其杜权矣！”列子入，以 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天壤，名实不入，而机发于踵。是殆 见吾善者机也。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 “子之先生不齐，吾无得而相焉。试齐，且复相之。”列子入，以告 壶子。壶子曰：“吾乡示之以以太冲莫胜，是殆见吾衡气机也。鲵桓 之审为渊，止水之审为渊，流水之审为渊。渊有九名，此处三焉。尝 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壶子曰：“追 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报壶子曰：“已灭矣，已失矣，吾弗及 已。”壶子曰：“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而委蛇，不知其 谁何，因以为弟靡，因以为波流，故逃也。”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 而归。三年不出，
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 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 　　　　　　 《庄子·内篇·应帝王》
郑国有个巫师叫季咸，能预知祸福寿夭，他能算出某人某年某月某日死，从不出错。列子十分敬服，就对他的老师壶子说：“本来我以为先生之道最了不起，想不到还有比您更了不起的。”壶子说：“你叫他来给我看看相，算算命。”　　巫咸第一次来时，壶子示以地之相。巫咸看完相，出来对列子说：“我看到了湿透的死灰，你的老师十天之内必死无疑。”列子进去，流着眼泪转告了壶子。壶子说：“你叫他再来。”第二天，壶子示以天之相。巫咸出来对列子说：“你的老师运气不错，幸亏遇到我，才有了转机，我让他死灰复燃了。”列子高兴地进去转告了壶子。壶子说：“你让他再来。”第三天，壶子示以全息的人之相。巫咸一看世间诸相应有尽有，不敢妄言，出来对列子说：“你的老师心不诚，在面相上故意隐瞒自己的内心欲念，叫我怎么看？”列子进去转告了老师。壶子说：“你叫他再来。”第四天，壶子示之以无相之相。巫咸一看，站都站不稳，转过身撒腿就逃。列子追之不及，回来问壶子怎么回事。
　　壶子告以原委：“人总是以自己极有限的所知来揣度万物。巫咸不过是所知较多，尤其是对凡夫俗子颇为深知。凡夫俗子自以为得天道、得地道、得人道，并以得道之心与自然之道相抗，所以巫师能够给凡夫俗子看相，甚至能做出准确的预言。其实不是看相者有道，而是被相者不自知地告诉看相者的。这个巫咸能看出我的地之相和天之相──这是人之相的两种──已经算是有点混饭吃的小本事了。我第三天让他看全息的人之相，他就已经看不明白了。我第四天再让他看自然的清净本相，他就知道看与被看的位置完全颠倒了。所以再不敢狂妄，赶紧逃跑了。他害怕再不逃走，自己的魂魄会被我摄去。”
　 在这个寓言中，庄子归纳了古今一切巫师神汉的两句骗人经：“你的心不诚”和“幸亏遇到我”。两千年后的所有骗子，说的还是这两句话。“你的心不诚”对付不信其鬼话的智者，“幸亏遇到我”诱骗相信其鬼话的愚人。这两句骗人经的更大妙用，就是当他的胡诌没有应验时，足以为他圆谎。比如巫咸说壶子十天内必死，如果蒙对了，真的死了，证明我是半仙；如果蒙错了，偏偏不死，就是“幸亏遇到我”──这是对不信的人而言。对于信的人，不存在怀疑他有错的问题。那么既然你是半仙，看准了我十天内必死，但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所以他许诺救你，你没死是因为“幸亏遇到我”，你死了是因为“你的心不诚”。──只要背熟这两句宝经，任何人都是半仙；背熟天干地支、五行八卦当然也是必要的功课，但无论麻衣相法也好、棉裤相法也罢，都只是障眼法。
古今不变的要诀，就是庄子总结的这两句──世界上绝对找不到一个不念这两句“经文”的巫师。
　　我想真正的真人应该只有一相──本相或真如法相，否则就成了道行不深的自作聪明者：见人现人相，见鬼现鬼相。自以为圆滑世故，而一旦请巫师看相，又无法掩饰贪恋之相。所谓“心诚则灵”，就是因为凡夫俗子的“心诚”，在看相者眼里就成了一目了然、毫不掩饰的贪欲。毫不掩饰的贪欲，无意中帮助经验老到的看相者料事如神，所以看相者用人之常情来推测凡夫俗子，确实能够百发百中。
　　巫咸前后四次给壶子看相，应理解为地相、天相、人相、无相四种不同境界的人──不限于被相者，而遍及日常接触的一切人。在庄子看来，天、地、人三相都过于著相，他们各以自己的境界理解对方，异于己者视为敌人，同于己者引为知己，而一旦所谓的知己与自己利益冲突，又立刻视为寇仇。
　　真人无相，因而不著一切相，但在每个旁观者看来，却都误以为具有自己之相，所以真人被一切人视为知己。真人如同不将不迎的镜子，每个人眼中的真人之相，只是观看者自己的俗相。真人无为而应：对方发多大的力，就自然应以多大的力。如同韩愈关于钟的那个著名比喻：小叩则小鸣，大叩则大鸣。真人也有为而发：对方能承受多大的力，就发以多大的力。所以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对于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的国粹──算命看相，庄子的这个寓言可以作为最佳良药。我相信任何被这篇寓言唤醒迷梦的读者，从此将不再请任何“法师”算命看相。就像列子最终对衷心敬服的壶子之道也弃而不学，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悟出了真理那样：敬畏天地万物，敬畏一切生命。所谓中国文化的最高审美人格──仙人，无非就是不以贪欲俗念戕害其天赋性灵者而已，岂有他哉！

狙公赋茅，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
　　　　《庄子·内篇·齐物论》
庄子挥舞寓言的双刃剑，左右开弓，对狙公和群猴加了八字总评：“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
　庄子认为，狙公对类人猿的北京人或类猿人的山顶洞人的统治术，纯粹是一种阳谋──阳得不能再阳，简直是和盘托出。后世的阳谋家还是说半截子话的，后半截话要等时机成熟了，也就是等觊觎禁果的蛇被引出山顶洞以后再说。而庄子笔下的狙公却认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橡子早就成熟了，所以后半截话不必吞吞吐吐，可以按照真正的阳谋，直截了当地“有话就说，有屁有放”。怪只怪猴子们自己只听了前半截话，就急不可耐地大鸣大放。当然，庄子没有料到的是，后世的半吊子阳谋术的实际统治效果胜过他所讽刺的纯正阳谋，甚至胜过古今一切统治术，可以令全体猴子心服口服衷心敬爱。这是不擅阳谋而专搞阴谋的历代万岁爷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辈，所望尘莫及和自叹弗如的。

　魍魉有待于影子，影子有待于人，人有待于父母尊长，父母尊长有待于牧民的父母官，父母官有待于帝王。自帝王以下，都有可待的退路，于是都成了有待者。逃避自由、逃避选择的传送带，就这样一直传递到帝王的脚跟，连绵无尽的一大串影子、影子的影子，奴隶、奴隶的奴隶，紧紧盯着帝王的脚跟转，把不可转让的天赋主权，自愿转让给了帝王。
中国乃至整个亚细亚所有古老的农业民族，因此永远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帝王。然而帝王同样是有待者，他同样有所有影子和奴隶的苦恼：面对两难无法选择，根本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然而帝王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主人，他已经无可待，至高无上的权力把他推到了悬崖的边缘。但是要六神无主的帝王为民作主，真是强人所难。帝王剩下的最后法宝，就是扔硬币。
中国人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深明此理的中国人的扔硬币戏法，无疑是所有民族中最巧妙的。所以中国人的扔硬币游戏最能糊弄人：卜卦──听听乌龟有何高见！因此，中国人扔硬币的最高宝典《易经》，就成了“五经之首”乃至“百经之首”，它至今还是中国人舍不得丢掉的祖传宝贝。
纣王不是扔硬币专家，死后成了独夫民贼；姬昌是扔硬币的最高权威，死后成了影子魍魉和奴隶奴才们万代敬仰的周文王。他的《易经》，成了所有帝王的“最高指示”。
　　事实上，帝王并非上帝，他的智力很可能不及中人，但却要扮演上帝的角色。上帝是无待者，所以上帝不掷骰子；然而扮演上帝而并非上帝的帝王却是有待者：打仗还是不打，这么干还是那么干，诸如此类；可惜对此他没有丝毫把握，只好听天由命地掷骰子──这是可能有的最大赌博，所有影子和奴隶的生死苦乐，就这样被闭着眼睛孤注一掷。如此危险的孤注一掷，当然要尽可能让全体下注者误以为十分安全，至少要让全体下注者认为保险系数很大，安全概率很高，让所有的影子和奴隶都觉得骰子掷得伟大、光荣、正确，而并非儿戏，否则他们就有可能撤注，甚至选择别人来做庄家──这样的事虽然不是天天发生，但从长远来看还是免不了要发生的。成者坐庄，败者下注；此之谓也。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正是轮流坐庄的意思。因此所有侥幸轮到坐庄的帝王，掷骰子都掷得像煞有介事，要有一整套故弄玄虚的庄严仪式和庄重程序，以便一直连庄下去。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⒀。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庄子·内篇·奍生主》
中外哲学家都认为，人有两种处世态度。第一种是大多数普通人的处世态度：追逐名利，热爱此生。这种处世方式大概要数中国的儒家文化为最成熟的形态：平和，中庸，不走极端，善于妥协；凡俗，勤劳，热爱生活，富有情趣。这种处世方式一般称为“入世”，庄子叫做“游方于六合之内”。
与之相反的第二种是少数僧侣或隐士的处世态度：拒绝名利，追求永生。这种处世方式大概要数印度的宗教文化（无论婆罗门教、耆那教还是佛教）为最典型的形态：刚烈，精进，易走极端，决不妥协；圣洁，苦行，厌恶生活，拒绝欢乐。这种处世方式一般称为“出世”，庄子叫做“游方于六合之外”。这是对处世方式最常用的两分法。
　　这种两分法似乎假定，此外的一切处世态度都是这两种处世方式不同程度的杂糅和摇摆，比如“厌世”、“恨世”、“愤世”等。容易看出，这些中间状态都有浓重的“出世”倾向，但强烈的情绪化，又使得它们具有明显的“入世”色彩。
然而，中国自古以来存在着一种与儒家不同，更深入人心甚至更成熟的处世态度：“间（动词，读如涧）世”。
为了证明入世与出世、游方于内和游方于外都不好，只有间世才是不分内外、出入自由的逍遥游，他认为分内外、计出入、辨小大都是执于一偏。可以说，庄子的整个思想都是以间世思想为根本核心的。庄子认为，一个间世者的自我设计，是“处乎材与不材之间”。
可见“人间世”之“间”有二义：一是间于世，二是间于人。间于世，是指独立于世界的不同力量之间；间于人，是指独立于人的不同定型之间。鲁迅诗云：“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对于庄子来说，则是“两间游一鲲，曳尾独逍遥”了。但无论是逍遥还是彷徨，庄子与鲁迅都是思想独立的批判者。我认为这种间世主义，正是批判思想家和批判哲学家应有的立场。
　与“厌世”、“恨世”、“愤世”相比，庄子的间世主义是始终如一的，完整而成熟的，不感情用事的。道家思想在其他文明中没有同类可比物，而庄子的间世哲学则是人类智慧的奇观，是道家思想的最高结晶，是一种伟大的生命艺术和批判立场。但大多数道家信徒只学到了老庄思想的皮毛：投机取巧的滑头主义和明哲保身的市侩哲学──严格地说，这是老子的精髓而非庄子的思想。庄子的间世主义，在道家末流──太上老君的徒子徒孙那里，变成了毫无诚信的玩世不恭。

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庄子·内篇·应帝王》
七窍由四部分即庄子说的“视听食息”四官组成：目（二窍）司视、耳（二窍）司听、口（一窍）司食、鼻（二窍）司息。
佛学的六根与庄子的七窍相当，但似乎更全面──中国人后来受五行观念影响，也有五官之说，即在庄子所说的四官之外再加上身体。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的前四者，大致与七窍相当。后两者即身与意，更可以囊括以上未能包举的所有其他艺术。
许多人对“意淫”的理解，侧重于“淫”而非“意”，似乎贾宝玉整日价满脑子春宫图，这就是不甚雅驯的俗念了，与“意淫”的固守于“意”的钟情，可谓大相径庭，只不过是意乱情迷罢了。其实一切艺术的创造和欣赏，都以“意”为主，庄子对此有极高明的见解。他的“得意忘言”之说，成为中国艺术的终极性理论，历数千年而难以超越。在庄子的影响下，中国人终于成为深谙艺术三昧的民族。而一切真正的艺术，实际上都源于“意淫”式的性灵之爱。

儒家天真，道家率真，墨家认真，名家顶真。

政治上天真的儒家，在生活中一点也不率真，所以多是伪君子。生活中率真的道家，在政治上一点也不天真，所以多是真隐士。宗教上认真的墨家比儒家虔诚，他们把鬼神当真，因此避免了儒家的虚伪。知识上顶真的名家比道家真诚，他们把真理当真，因此避免了道家的虚无。
　　然而帝王专制需要政治上天真幼稚的儒家，因此儒家战胜了墨家，宗教信仰在中国成了民俗游戏。帝王专制需要生活上率真随便的道家，因此道家战胜了名家，客观真理在中国成了海外奇谈。

儒者弱智，道者狡智，墨者奇智，辩者大智。

　　儒者标榜仁义，贬低智慧，因为他们非常弱智。道者批判仁义，绝圣弃智，却自称大智若愚，然而若愚之智并非大智，只是老奸巨滑的狡智。墨者非难儒、道两家，无私无畏地神道设教，颇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奇智。辩者跳出世俗政治的污秽樊笼，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叩响真理之门，故有空谷足音的大智。
在公孙龙的超绝智力面前，所有先秦诸子的智力都显得相当平庸。因此，当墨、辩之智成为绝响之后，中国文化从此就与真正的智慧永远绝缘──直到西方智慧进入中国以前，只有道家的狡智和禅宗的冒牌智慧──弱智的儒家信徒无不对取代了良币的劣币心悦诚服。

还没有看过他的书，不过是早有耳闻了，毕竟这一辈的人活着的就那几个了.

只言片语　
　 “多念书，少信宣传”
“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　　
“小民何求，就是活着”　　　
“一生中男女情感最重要”

张中行简历
　　张中行（1909－2006）原名张璇，河北香河人，著名学者、散文大家。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在天津中学、保定中学任教，后到北京大学任教，与季羡林、金克木合称“燕园三老”。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现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直至1997年。
　　张中行治学61年，上世纪80年代开始散文创作，出版散文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说梦草》、《顺生论》、《流年碎影》等，另著有《文言与白话》、《文言津逮》、《诗词读写丛话》、《佛教与中国文学》等，收录于《张中行作品选》（八卷，共406万字）。主编及参编的著作有《文言常识》、《文言文选读》（三册）、《古代散文选》（三册）及中学通用语文教材等。
有人评价，张老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堪称中国当代《世说新语》，《顺生论》堪称中国当代的《论语》。
　　张中行研究国学，逻辑学、哲学，不仅思索老庄、孔孟、佛学，而且研究罗素、培根，这在当代文人中并不多见，其成就令众人仰视。与张老有半个多世纪交情的好友启功这样评价张中行：“说现象不拘于一点，谈学理不妄自尊大。”熟悉他的人评价他是性格耿直，心地善良，有长者风范。季羡林对他的评价是“学富五车，腹笥丰盈”！
　　张中行一生清贫，85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一物。可老人对此却从未有怨言，甚至还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安于在柴门内做他的布衣学者。

觉得自己是思想家
　　女儿说，别人对父亲的称呼是“文学家”、“哲学家”，但父亲却说自己是思想家。“他很喜欢思考，他看待任何事情都是思辨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张中行认为，在自己的所有作品中，《顺生论》是他最费力气，也最喜欢的一本。“这本书里，有他对人生的所有看法。”
《流年碎影》是张中行的自传，张文说，启功先生就曾经评价父亲的自传是“写思想的自传”。“启功先生说，别人的自传都是写事，但父亲的自传却写的是思想，这就是他和别人的不同。”
　　他在去世之前思维一直很清晰，也还能说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女儿们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即便是能留，他也不会留的。因为他对任何事情都看得很淡，希望一切都能顺其自然。”二女儿张文如此说，“他的心愿只是希望能够继续写文章。”
　　以前常常有媒体采访时问他的养生之道是什么，他总是说：“我的养生之道就是从来不养生。”其实，他真的不注意什么锻炼啊，养生之类的。最重要的就是他心态非常好，把任何事情都看得很平淡。
　　张文认为父亲对她们的教育身教重于言传，“在家里，他和我们非常平等，大家都很自由。他曾告诫我们要‘多念书，少信宣传’。”

“余永泽”与杨沫的情感纠葛
　　张中行1931年与杨沫相识，在他的回忆里杨沫当时“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杨沫因为反对包办婚姻谋自立，托人请张中行帮忙，到了香河县立小学教书，之后两人鸿雁往来。1932年春，杨沫从香河回到北京，就和张中行同居在北京沙滩大丰公寓。这是张中行弥足留恋的一段生活。
　　张中行北大毕业后到南开中学教书，这时杨沫又回到香河。1936年早春，张中行得知杨沫与在香河暂住的马君来往过于亲密，为了保全小家庭，张中行把杨沫接到了天津，在南开中学附近租了两间西房，重过朝夕相处的生活，可隔阂早已在张、杨二人心中形成且无法弥补。也就是在1936年，张中行被南开中学解聘，于是和杨沫二人回到北京。一回到北京，经过反复思量张中行最终向杨沫提出分手，而杨沫也“面色木然”地应允了，两人情分画上句号。
　　上世纪五十年代，杨沫出版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许多人认为其中丑化的余永泽就是张中行，张中行总是讲自己“没有在意”而保持沉默。“文革”期间，有人找到张中行希望他揭露杨沫的“罪行”，可张中行却在揭发材料上写上了“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落实政策后，杨沫了解了此情，激动地给张中行写信：“想不到你还能为我说好话，对你的宽容公道表示感谢。”并让他们唯一的女儿，给张中行送去一张老照片以作永久的纪念。后来有人著文谈她当年感情，杨沫以为是张中行指使，两人关系再度恶化。杨沫去世后，她的子女曾经请张中行来参加她的遗体告别仪式，却遭到张中行意外拒绝，“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在张中行的心中仅存的美好片段也终究破灭了。　

生前访谈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文化自白书》中，收录了一篇记者对去年已在病中的张中行老先生的访谈。
　　问：您现在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答：整天躺在床上，半睡半醒地什么也不想，只能说是还活着。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问：您怕死吗？您怎么看待生死的？
　　答：怕死。至于说我自己怎么看待生死，我想怎么看都没有用，只能任其自然，生就生了，到了相当的时候死就死了，完全任其自然。我不能决定。

　　问：过分恋生会不会成为贪生，过分避死会不会成为怕死。一个人贪生怕死，他会不会说假话？　　
答：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但这有个限度，要有一个原则，“文革”中你让我说假话，批斗之后还给饭吃，那种假话谁都说过。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

　　问：这是不是一种软弱呢？
　　答：这不是什么软弱，作为小民来讲，要能活，并能活得好一些。只有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

　　问：在死之前您最留恋的是什么？
　　答：人与人不一样。皇帝当然最留恋的是他的天下。我没想过最留恋什么。说到生命结束时最舍不得什么，我这年岁的人也没有像年轻人那样有什么情人。如果年轻时候有非常好的情人，当然最舍不得的是情人。老年人就没这个了。

　　问：您说如果一个人有情人他最舍不得的是情人，您一生中有情人吗？
　 答：有！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的。

　　问：您认为人的一生中爱情、友情、亲情最重要的是哪一种情感？
　　答：我想还是异性之间的男女情感。

　　问：您说的这种男女之情在年轻时候当然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于老人来说，哪种情感最重要？
　　答：我想还是男女之情。

　　问：在您一生中您最不能原谅的人和事是什么？
　　答：借助运动来整别人的人不能原谅，损人利己的人不能原谅，无情无义的人不能原谅。

　　问：如果他(她)忏悔了呢？
　　答：忏悔应有具体表示呀！其实忏悔是不可能的，有些人已经死了，怎么忏悔？多少次运动给人家戴帽子，后来他说给人家戴帽子不应该。不应该就算了，你已把人家整得家破人亡了，你说不应该又能怎么样！　

记:当你看到网上很多批评时，你心里什么感受？
　　张:(停顿)人心都是肉长的，嗯，在十年以前，如果我看到一些对我进行人身质询或者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包括道德抨击、创作动机抨击的这种文章，会很不高兴。但今天，因为这类文章已经很多了，我也习惯了，债多不愁虱多不痒，我有时候会反向思考，如果在网上看到一篇夸我的文章，写得颇有见地，我会很质疑它，是真的这样想吗？我怀疑它的真实性，我说这个作者是为了要跟大家唱反调想一枝独秀呢还是真的喜欢我呢？

　　记:你会觉得他可能不是真心，只是为了哗众取宠？
　　张:不不不，哗众取宠这个词不好，很多人未必这么阴暗。你们媒体经常讲“语境”两个字吧？就是一旦形成一个语境之后，大部分人会随大流，随大流是最自我的保护意识，而且是最不犯错误的一种姿态。随大流是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一个特质吧。

隐藏在面具下就是我自己
欢笑的背后，我在咬牙忍耐着
悲愤起舞的同时，我却在伤心流泪
这就是我心里的感受
一个唱段对我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应该摘下面具
　　　　　－－－＜千里走单骑＞

寓言的密码
－－轴心时代的中国思想探源

张远山写的
写的不错，尽管感情有点浓烈，或者说爱憎分明吧！
特别是其中有些话还是很有启发性的，很好
所以就摘一些其中的话出来

男同性恋的电影，雄性十足的牛仔之间的感情纠葛
很感人的同性之爱
有爱欲的发泄，更有欲望无法发泄的极度压抑
还要背负各自家庭的重担
特别是在恩尼斯的身上，青梅竹马的妻子因为无法忍受而痛苦离去
可爱的女儿交给了另外的男人抚养，只好一直留在农场照顾羊群
其中有些场面真的很感人的
1、两人最后相会离开时的感情冲突，内心深处真挚的感情；
2、恩尼斯在后夫家里，在厨房里和前妻发生了冲突。老婆是多么爱他，简直是伤心欲绝啊！
3、Jack和他老婆的朋友的丈夫在舞厅外面单独谈话，两人那暧昧的谈话
4、那个Jack的老婆很漂亮啊，是我的偶像　
就这些了

最喜欢电视剧
《历史的天空》：难得的描写抗日解放战争的好剧，改编的很成功，演员也很到位，即使是让人痛恨的反角也有可怜之处。
《栋笃神探》：初次接触栋笃笑就被他吸引了，不错的港剧
《电车男》：临近年底了才看了一年中唯一的日剧，其中有自己的影子
最喜欢电影
《蝴蝶》（法片）：很温馨的片子，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女孩的故事
《放牛班的春天》（法片）：感人的电影
《千里走单骑》：老张返朴归真之片
　从以上可以看出，口味现在是越来越刁了；大片现在已提不起兴趣了，有几部炒的很火的都没有看。一些小制作让人感动的剧情片是越来越喜欢了。
　年纪毕竟大了。。。。
最喜欢报纸
《南方都市报》：在目前的中国找一份比较说真话的报纸是越来越少了，还好偶尔还能从南方报系某些文章中看到影子；尽管如人物周刊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还有一份＜东方早报＞也不错
最喜欢电视剧演员
张丰毅
　黄日华
　上述两人都是电视剧里面有突出表现的
最喜欢动作片
　《杀破狼》：近年来动作片突破之作，其中小巷内双刀对单棍的堪称经典！

不是我们熟悉的陈近，就是给交大带来很多荣誉的陈近
昨晚在bbs上看到有关消息
回来和室友卧谈的时候，转述他老板的话，已经是确系造假了
曾经和那边还合作过项目
钱已经拿到手了，现在看来，唉。。。。。
老L对这帮人拿着项目的钱到处请人吃饭、旅游是耿耿于怀
可是，这已经是潜规则了
每笔经费总有至少10％左右的要留给部门、审批人、专家组的
各种各样的猫腻更是不计其数
大家智商都不低
招招都是杀人不见血
不过从这几年爆出的几宗大事件中，还是可以看出端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