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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 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 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 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 汝多知乎？”
《列子·汤问》

中国的两千年政治，可以说是永远在朝的孔孟之正宗与荀韩之异宗的既联合又斗争，道家从来都是对抗官方学说的最大的在野学派。就宦海沉浮的个人而言，在朝为儒家，在野为暂时的冒充的道家──但下野的儒者时刻准备着重新上台，此之谓“内圣外王”。就大部分在朝者而言，名义上是儒家，实际上是法家，此之谓“佯儒实法”。孔孟虽是正宗的国学，四书五经被列于学官，但只有荣誉地位；实际的政治操作却用的是偷梁换柱的荀韩一套。孔孟之道是宏观战略，荀韩之学才是具体战术。战略上要重视人民（因此孟子说民为重，君为轻），而战术上要藐视人民（因此韩非说人民是需要鞭子的马）。无论是谁在朝主政，法家权术的一套永远不变。所以对于永远在野的真正道家来说，孔孟只是假想敌，荀韩才是真正的对手。
然而在野的道家对政治实情或政治内幕并不了解，所以他们并不知道孔孟是假想敌，他们往往十分粗疏地把法家的账算在儒家的头上，也因为法家确实打着儒家“亲民、明德”、“爱民如子”的旗号。然而在朝的法家却心知肚明，儒家只是个招牌，孔孟圣人只是挂着招徕顾客“近悦远来”的羊头，而荀韩酷吏才是令“四夷宾服”奸谋得售的狗肉。除了道家弄错真正的敌人，那些暂时在朝或曾经在朝现已黜退的以孔孟正宗自命的道学腐儒，也天真幼稚地自以为是执政党。他们自命为孔孟正宗的清流，与荀韩异宗的浊流势同水火。然而事实却是，浊流永远主宰一切，对清流生杀予夺，只不过天子要留着孔孟之道的招牌，所以浊流对清流并不完全赶尽杀绝，而是留下几个智商很低、能量不大的知趣腐儒撑持门面──做做太子太傅或翰林学士之类。
　　确实，在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和陶渊明以后，中国已经没有真正的道家，有的只是暂时在野的、由儒家冒充的道家。所以确实只剩永远在朝的孔孟正宗与荀韩异宗的既联合又斗争了，但那只是权力分割、利益分配和争夺话语权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并非谁是谁非的斗争，并非真理与谬误的斗争，并非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所以哪怕儒、法内部的狗咬狗之争确实存在，哪怕大批判家以法家自居，也没有任何伟大、光荣、正确可言。哪怕法家成了赢家，也不过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真理与正义毫不相涉。
说儒、法两家是狗咬狗，并不是一般的现成语，而是确有所指。我以为儒家是牧羊狗，而法家是狼狗，牧羊狗不吃羊肉，但从不反对主人（或曰人主）杀羊吃。但牧羊狗自以为牧羊有功，认为主人离不开自己，所以常常要忠告主人有计划地吃，名正言顺地吃，不要滥杀滥吃。而狼狗不仅不反对主人滥杀滥吃，还一再论证羊天生就是供主人滥杀滥吃的。同时，狼狗自己也偷偷地吃羊，对此主人睁一眼闭一眼地并不在乎，反正羊多得像天上的白云一样。主人虽然讨厌牧羊狗愚忠死谏的强项无礼和种种讨厌的道德说教，但因为牧羊狗比狼狗更忠心，也更能迷惑羊群，所以留着他们摆摆样子，有利于名正言顺地滥杀滥吃。因为滥杀滥吃固然需要法家狼狗的帮忙，但名正言顺更需要儒家牧羊狗的帮闲。
　　由于孔子被后世帝王当了招牌，圣人成了摆样子的稻草人，所以近代以来天下恶名皆归之。从五四的砸烂孔家店，到文革的批林批孔，真是笑话三千，无奇不有。孔子从人格高尚的道德家，变成了要对中国两千年黑暗历史与不幸现实负责的替罪羊──当然，谁叫你的羊头被狗肉铺挂了两千年呢！ 而近年来，热闹非凡甚嚣尘上的所谓第三期儒学，再次想效法孟子、韩愈、朱熹之辈，妄想以儒学救中国，看来孔子的羊头还要被继续挂在城头上示众下去。在我看来，所有的新儒学宗师，与他们的所有先辈一样，都是对现实政治完全无知和对实际操作一窍不通的腐儒，他们永远不会明白，儒学根本救不了中国。即便孔子重新转世，他也会明白儒学只是一种反民主的虚幻而且过时的空洞说教，而不是一种民主时代的政治消毒剂。把羊头打扮得再漂亮，描眉画唇也好，喷上巴黎香水也罢，都无法掩盖狗肉铺的扑鼻恶臭。
　　正如两千年前的孔子对太阳的远近无法弄清一样──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但令人尊敬的道德家孔仲尼先生对科学问题一窍不通──两千年前的孔子学说，无益于两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政治；两千年后的儒学传人，同样是可怜无补费精神。让孔子的灵魂安息吧，让他一言不发地走吧，免得那些在小学里就已弄明白太阳远近的孩子，两千年后再来骂他：“谁说你是最有学问的圣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