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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推理是人类思维的最基本方式，推理这一人类固有的思维方式不会因为韩非乃至任何先秦思想家的抨击就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消失。但贬低和丑化推理，使推理声名狼藉，却对中国思想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举例来说，中国人的思想阐述，就此不再展示思维过程，而是直接示以结论。这个结论（实际上是推论）是如何得出的，旁人无从知道，这就使知识进入神秘化的黑箱。长期只以结论面世，使思维者进入了自我认识的误区：由于实际存在的推论过程被潜意识化了，因此得出正确结论（推论）者误以为这只是一个没有推理过程的直觉──仅仅是一个顿悟。然而这种“顿悟”如果真有某种准确性，一定是由不自觉的潜推理所保证的。对顿悟的盲目尊崇，使中国思想从此仅有大量断语式的格言警句。于是诗话和文学批评只有片言只语，月旦人物也只有一二品词。
由于从不展示得出结论之前的推理过程，传统中国根本没有完整的理论著作。即便是《文心雕龙》这样的“理论”著作，也只是一大堆直观的铺排堆砌和集锦杂陈而已。这本书如果由习惯于展示全部推理过程的西方哲学家来著述，那将是亚里士多德或康德式的煌煌巨著。更进一步，由于单个的结论缺乏说服力（哪怕再准确），就不得不用形象来救济理论之穷，于是就有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这样的中国式“理论”。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从晋代的《文心雕龙》到唐代的《诗品》，几百年时间流逝了，但中国人的理论思维能力却极大地退步了。
而先秦思想家的理论深度之一泻千里地退化到近代，更是无须多说。省略推理过程的著作，一概被中国人视为有“羚羊挂角”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韵。这真是积非成是的纯粹胡说！这种走火入魔的思维方式，发展到唐代的禅宗可谓登峰造极。每个公案的参悟印证，都是迫使参悟者放弃先天固有的推理能力的强化训练。如前所述，人类固有的推理思维早已被先秦诸子打入思想冷宫，成了日益萎缩的潜思维，禅宗还要进一步赶尽杀绝，连中国人内心那点残存的潜推理也要彻底根除。一切按常规推理进行的参证，都被“德山棒”、“临济喝”目为下愚钝根。说起来也许令人失笑，禅宗公案在我看来，与近年流行的“脑筋急转弯”没什么两样。只不过禅宗煞有介事地冒充佛学智慧，而“脑筋急转弯”直截了当地称为娱乐而已──大概只有讨厌逻辑的中国人才会如此热衷于这种“发散性思维”吧。我认为，禅宗与真正的佛学精义已经相去甚远。禅宗公案正是佛教信仰在中国衰落之后，闲得无聊的老和尚们的娱乐形式──一种排遣长日的精神麻将。
　　禅宗对于习惯于推理思维的西方人，也许是一剂纠偏补缺、打破思维定势的良药──与中国人相反，西方人根深蒂固的推理传统使他们具有一种与中国人相反的推理强迫症，即便在最需要放飞想象力的诗歌里，西方诗人也常常像在条分缕析地做论文。因此“挥慧剑”斩断推理之链的禅宗式直观妙悟，对现当代西方诗歌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然而反推理的禅宗式顿悟思维对中国文化却是雪上加霜的致命一击，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此后号称儒学复兴的宋明理学也援禅入儒，开始了禅宗式的格物致知，格来格去，格到最后把中国人残存于无意识中的逻辑思维和科学潜能也荡涤殆尽，心性之学沦为绝对唯心主义的禅学翻版，把先秦最弱智的儒家（子）思、孟（轲）学派的空疏学风推向极致。格物所致的最高之知，谓之良知良能。良知良能之说，使中国人更加无知无能，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活力，最终被充天塞地的禅悦之风彻底吹散。禅学谬种荼毒神州，至今沉疴不起。
　回到开头的寓言。由于真正的推理被潜意识化，具有推理能力在中国从此就像魔术或神通一样成了欺世盗名之技和生财牟利之道。任何人只要故意把自己的推理过程隐去，而仅仅示以推出的结论，那么如果他想自售于帝王之家，就成了能掐会算的得道者、大法师；如果他只在民间混饭骗钱，就成了预知流年的算命先生、风水先生。总之，所有会推理而故秘其技的人，都成了半仙。科学的工具被逐出思维神殿之后，就这样成了助长反科学的迷信的法宝和利器。韩非笔下被丑化了的詹何，不正像一个故弄玄虚的江湖骗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