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March 02, 2006
缪尔达尔与软政权
书好像是十五年前出的，可道理呢，一点也不陈旧
当我们面对形形色色的理论的时候，还是有时间多听听老话管用些
书居然在主馆，麻烦！
－－－－－－－－－－－－－－－－－－－－－－－
缪尔达尔提出了“软政权”这样一个概念。它表现为，缺乏立法和具体法律的遵守与实施，各级公务人员普遍不遵从交给他们的规章与指令，并且常常和那些他们本应管束其行为的有权势的人们与集团串通一气，通行“权钱交易”原则。
“软政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行政的随意性控制，那些掌握经济、社会和政治大权的人，利用随意性控制牟取暴利。即使制定了法律，也不被遵守、不易实施。在“软政权”中，制度、法律、规范、指令、条例等都是软约束，可以讨价还价，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有好处时执行，没有好处时不执行；有“关系”时执行，没有关系时不执行。
软政权实质上是一个由少数人设计的用以最大化政治控制和寻租活动的政体。（１）设租——寻租，竞相牟利。软政权提供可由上等阶层任意享用的谋利机会；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也“见缝插针”，千方百计寻找一些机会谋求小利。（２）相互矛盾的控制广泛存在，由此孽生出更多的、更随意性的控制，这些控制远大于规范的必要控制，这就逼迫经济主体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官员打交道上，而不是放在市场竞争上。（３）掌握随意性控制权的行政官员与维护这种随意控制秩序的政治家勾结，不断地扩大着他们的既得利益。模棱两可的控制制度，在具体应用时变成任意的行政判断，权力在此基础上被进一步放大。特别是在一个“关系”起着极大作用的环境里，商界和官场合谋从体制中得到既得利益，成为一种自然的趋势。
缪尔达尔把“软政权”作为不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程度不同，但所有的不发达国家都属“软政权”。为什么会产生“软政权”？从根本上讲，是因为权力集中在上等阶层手中，他们应该能够提供平等的法律和政策措施，但是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又阻挠其实施。软政权的形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特有政治机制。
在缪尔达尔的语义中，“软政权”随意性的行政控制是与高度的强制、暴力和残酷十分兼容的，与独裁主义和家长主义的遗产相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软政权”并不是掌权者真正的“软弱”或“文雅”，而在于掌权者不愿意为了实施他们所宣布的政策目标进行强制，是权力结构、实际目标与口头表白之间差距的反应。直白地说，就是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在这里，官员们利用公共职责相威胁，从中作梗和拖延，用以谋取个人利益，妨碍各级决策和实施。
“软政权”包括所有的社会纪律在内，它们相互关联，在因果循环中彼此放任、甚至彼此诱发造成累积效应。腐败在根本上不过是“软政权”的一个具体表现。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一方面，“软政权”为腐败提供大环境；另一方面，因累积效应的因果循环，腐败的盛行又让这些国家保持“软政权”的巨大力量。寻租和腐败的蔓延给腐败的政治家和不诚实的官员及商人在保持并加强这类控制上以既得利益。
缪尔达尔还概括了“腐败民俗学”的现象。“腐败心理”，即“掌握权力者”会认为“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家庭的利益或他觉得应当忠于的社会集团的利益来利用权力。”当人们默认腐败是一种正常行为方式时，就形成了“腐败民俗学”。也就是见怪不怪，习惯成自然。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软政权”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在私人领域，引入理性的利润动机和市场行为是困难的；另一方面，在公共权力领域，抑制、消除个人利益动机也同样是困难的。这样，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难以确立或失效；社会收入分配机制扭曲，人们不是把精力放在寻利上，而是用在寻租上；降低政府的权威，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等等。一言以蔽之，“腐败行为对任何实现现代化理想的努力都是极其有害的。腐败盛行造成了发展的强大障碍与抑制。”
与“软政权”相对应的是“硬政权”。由“软政权”向“硬政权”的转变，是一个减少腐败的过程，是一个产权强化、政权硬化、制度化、法律化及经济自由化的过程。历史比较地看，我们看到现在的发达国家（如西北欧）腐败非常有限。实际上，在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前，这些国家的腐败也很普遍，但与今天的不发达国家相比，政权无论如何要“硬”得多。这些国家在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构筑起了强大的“硬政权”。与自由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政权，其基本特征就是以高度的个人廉洁和效率为标志的政治和行政体制。
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困？道格拉斯·诺思说，“由于缺少进入有法律约束和其他制度化社会的机会，造成了现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通俗地说，发达国家一定是政治制度发达，没有发达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有发达的经济，就不可能有发达的国家。之所以人家是发达国家，你是发展中国家，就是因为缺乏相应的法律和制度这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更大的社会纪律，南亚几乎没有迅速发展的希望……”
当我们面对形形色色的理论的时候，还是有时间多听听老话管用些
书居然在主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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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尔达尔提出了“软政权”这样一个概念。它表现为，缺乏立法和具体法律的遵守与实施，各级公务人员普遍不遵从交给他们的规章与指令，并且常常和那些他们本应管束其行为的有权势的人们与集团串通一气，通行“权钱交易”原则。
“软政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行政的随意性控制，那些掌握经济、社会和政治大权的人，利用随意性控制牟取暴利。即使制定了法律，也不被遵守、不易实施。在“软政权”中，制度、法律、规范、指令、条例等都是软约束，可以讨价还价，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有好处时执行，没有好处时不执行；有“关系”时执行，没有关系时不执行。
软政权实质上是一个由少数人设计的用以最大化政治控制和寻租活动的政体。（１）设租——寻租，竞相牟利。软政权提供可由上等阶层任意享用的谋利机会；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也“见缝插针”，千方百计寻找一些机会谋求小利。（２）相互矛盾的控制广泛存在，由此孽生出更多的、更随意性的控制，这些控制远大于规范的必要控制，这就逼迫经济主体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官员打交道上，而不是放在市场竞争上。（３）掌握随意性控制权的行政官员与维护这种随意控制秩序的政治家勾结，不断地扩大着他们的既得利益。模棱两可的控制制度，在具体应用时变成任意的行政判断，权力在此基础上被进一步放大。特别是在一个“关系”起着极大作用的环境里，商界和官场合谋从体制中得到既得利益，成为一种自然的趋势。
缪尔达尔把“软政权”作为不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程度不同，但所有的不发达国家都属“软政权”。为什么会产生“软政权”？从根本上讲，是因为权力集中在上等阶层手中，他们应该能够提供平等的法律和政策措施，但是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又阻挠其实施。软政权的形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特有政治机制。
在缪尔达尔的语义中，“软政权”随意性的行政控制是与高度的强制、暴力和残酷十分兼容的，与独裁主义和家长主义的遗产相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软政权”并不是掌权者真正的“软弱”或“文雅”，而在于掌权者不愿意为了实施他们所宣布的政策目标进行强制，是权力结构、实际目标与口头表白之间差距的反应。直白地说，就是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在这里，官员们利用公共职责相威胁，从中作梗和拖延，用以谋取个人利益，妨碍各级决策和实施。
“软政权”包括所有的社会纪律在内，它们相互关联，在因果循环中彼此放任、甚至彼此诱发造成累积效应。腐败在根本上不过是“软政权”的一个具体表现。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一方面，“软政权”为腐败提供大环境；另一方面，因累积效应的因果循环，腐败的盛行又让这些国家保持“软政权”的巨大力量。寻租和腐败的蔓延给腐败的政治家和不诚实的官员及商人在保持并加强这类控制上以既得利益。
缪尔达尔还概括了“腐败民俗学”的现象。“腐败心理”，即“掌握权力者”会认为“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家庭的利益或他觉得应当忠于的社会集团的利益来利用权力。”当人们默认腐败是一种正常行为方式时，就形成了“腐败民俗学”。也就是见怪不怪，习惯成自然。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软政权”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在私人领域，引入理性的利润动机和市场行为是困难的；另一方面，在公共权力领域，抑制、消除个人利益动机也同样是困难的。这样，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难以确立或失效；社会收入分配机制扭曲，人们不是把精力放在寻利上，而是用在寻租上；降低政府的权威，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等等。一言以蔽之，“腐败行为对任何实现现代化理想的努力都是极其有害的。腐败盛行造成了发展的强大障碍与抑制。”
与“软政权”相对应的是“硬政权”。由“软政权”向“硬政权”的转变，是一个减少腐败的过程，是一个产权强化、政权硬化、制度化、法律化及经济自由化的过程。历史比较地看，我们看到现在的发达国家（如西北欧）腐败非常有限。实际上，在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前，这些国家的腐败也很普遍，但与今天的不发达国家相比，政权无论如何要“硬”得多。这些国家在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构筑起了强大的“硬政权”。与自由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政权，其基本特征就是以高度的个人廉洁和效率为标志的政治和行政体制。
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困？道格拉斯·诺思说，“由于缺少进入有法律约束和其他制度化社会的机会，造成了现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通俗地说，发达国家一定是政治制度发达，没有发达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有发达的经济，就不可能有发达的国家。之所以人家是发达国家，你是发展中国家，就是因为缺乏相应的法律和制度这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更大的社会纪律，南亚几乎没有迅速发展的希望……”
# posted by long @ 7:29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