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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汉王朝确立了礼仪制度的叔孙通，是一个极其灵巧善变的谋略之士，之所以成为“汉家儒宗”，是因为“与时变化”，知道当世之要务。另一个取得极大成功的公孙弘，也采取了极为现实的策略来维护他的政治地位。他们的成功，象征了儒术的存在，象征了儒学向儒术的转型。
把天作为人们秩序合理性的背景，并对于这套解释自然与历史的宇宙法则，论述的最为充分的是董仲舒。他真正为儒家学说重建或奠定庞大的理论框架，并使之转换为民族国家意识形态。
按照他的说法，天即宇宙对于人间的意义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1) 天的中心与本原正是元，就是一。它是社会政治合理性的本原和依据，同时也是人之成为人的本原和依据。就连人的身驱，也是仿效天的产物。
2) 天“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阴阳又与善恶，刑德相配，人有善恶，政治也以刑德并用。阴阳又与四季相配，以与五行相对，被引申到社会治理中的策略与态度、人伦道德中的行为与规范，甚至一切事物与现象上去。
3) 天不仅是宇宙的空间之象，也是宇宙的时间之维，在自然法则之外，历史影象也是人间秩序合理性的一个依据。
在人这一问题上，董仲舒对人禀自然而生的观念作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修改。<春秋繁露>中承认，“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他否认自然之性作人之为人的基础，巧妙地在天与人之间加上一个性：人的生命是生，这是天；情是人的欲望，这是人；作为确立人之为人的性，不仅有先天的本性，还需要有后天的修养。这样，人作为人，其最终的境界不是自然而然的生存，生存也不再自然而然地拥有合理性，于是思路就自然而然地转向了调节、教育、管理的意义。
他将阴阳五行相配，提出了配合阴阳的三纲与比拟五行的五常，这就叫“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这正好是儒者立场的支点，也是儒家最擅长的领域。道德与伦理，道德与伦理的教育，为教育而设置的五经六艺之学，根据其设置的礼仪制度，在此时显出了它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在儒家学说中开出了一整套制度性内容的逻辑起点，也是使儒家学说转化成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关键所在。
秦代曾经试图建立一个完全依靠外在的制度与法律管理的国家
，提出过“以吏为师”。到了汉代，实际成功的是以经典为依据的道德教育加上以法律为依据的外在管束的所谓“王霸道杂之”的方式，“以师为吏”。它一方面使得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动作方式兼容了礼乐与法律、情感与理智，一方面使得中国的知识阶层被纳入了王朝统治的范围之内，改变了中国知识阶层的命运。
具体到世间的治理，董仲舒指出，君主有不容置疑的权力，也有不容置疑的责任，主要包括制定刑律法规和以德为主重视教育。于是不仅一系列制度化的策略随之而取得了宇宙论上的合理性，而且也使得以自由思想为职业的文士不得不承认官僚行政系统的政治正确性。
文士与官吏可以分别归为道统和政统，但在国家与君主的权威下，董仲舒的思路出现了二者合一的取向。在这一思路中，1) 由于知识阶层进入上层建筑，人文精神的教育系统与管理知识的教育系统逐渐并轨，道德教育与技术教育、人格培养与官吏选拔逐渐合一，知识与权力之间不再有过去的紧张与对抗，相反二者合二为一之后，逐渐消解了知识与精神的独立性立场。2) 由于教育与管理被理解为德与刑，并且属于君主的替天行道或为民立命的行为，因此它们并不矛盾而是互为表里，道德伦理是法律的依据与背景，而法律则是道德伦理的保证和延伸，这就构筑了中国意识形态中的礼法合一或以礼为法；3) 知识阶层中由此出现了所谓的酷吏与循吏，前者仿佛专重惩罚，后者仿佛偏重教育，其实是非常一致的。
至此，儒家的思想学说终于形成了理路贯通、兼备形上形下，可以实用于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完成了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渡。
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汉武帝的政策只是进一步提高了孔子的地位，并不意味着国家对儒学的崇奉已成定局。直至东汉光武、明帝、章帝，从董仲舒以后差不多两百年的时间，儒家学说的性质与路向才真正完成了根本性的变化。
到了汉章帝年间的白虎观会议而撰写的<白虎通>，是当时经君主认可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表述。首先天地有阴阳，人间就有尊卑；宇宙有中央与四方，人间就有帝王与诸候；既然天有众星象征君有众民，那么等级制的社会就是合理的，社会的一切秩序均来自宇宙的秩序。根据宇宙法则的象征性，确立了一个以君主为中心的社会秩序，也确认了一个以天子为中心的封建诸候联邦制的国家形式。儒学的正统地位也得到了确认，儒家通过仪式即制度性的礼乐对皇权进行认可，而皇权则通过赋予教育的权力对儒学进行回报。
这是以一种成体系的思想学说笼罩一切的尝试，也是把思想家个人性思考转化为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儒者坚持了自身的立场，也无可避免地进行了妥协。一方面表现在宇宙论上对黄老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数术方技知识的兼容，一方面表现在社会治理上对法制主义以及行政系统的让步，因为只有这样儒者才能够真正建立起它贯通宇宙、社会与人类自身的庞大体系，成为实际控制生活的意识形态。
当这套意识形态在东汉最终建构完成之后，儒家学说由于有宇宙自然法则作为依据，君主制度作为推行的力量，循吏为代表的行政系统的教育与灌输，加上全球推广与普及的数字化、简约化的词语系统，本来就重视血缘亲情并以之作为社会认同基础的古代中国人很容易接纳这一套思想。
而人们习惯并接受后，其实就不由自主放弃了追问其合理性来源的权力，也就承认了这种标准化的强制性力量对个人心灵的规范。思想一致的时代就不期而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