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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东汉之际，中国思想世界引人注目的是思想的一统取向，所谓一统，不仅指知识背景背景的文化融合大体完成，理论阐发的经典依据大体落实，思想体系的思路框架大体确定，而且也指思想、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大体协调，用传统的说法，即道统、学统与政统的合流。
合流使思想的整体拥有了话语的权力，却使思想的个人失去了话语的权力；合流使思想进入了政治权力，却也使思想的人依附于政治权力。“权力”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是指个人、群体和缓缓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与法统”。思想在成为政治意识形态时，就绝对地拥有了权力；而意识形态则不断地瓦解和削弱思想，因为它不再是个人的思考，失去了自由性与超越性。
到了东汉时代，在两个很明显的事实：一个是作为思想与学术的承担者的知识阶层被边缘化，王室贵族占据着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的中心，拥有思想与学术的则挤到了历史的角落。另一个则是思想的一致，拥有权力的意识形态带来对思想的窒息与消解。一套固有的思想成为一种确认身份、落实价值的工具时，人们就不易去窥望新的思想世界，不易去怀疑旧的思想体系。

对于知识阶层，“为王者师”所唯一凭借的只是真理，但是当思想逐渐定型，并通过官方的认可成为意识形态，通过教育的传播成为普遍知识，知识阶层就失去了凭借真理与权力对抗的能力，降到了“帝之臣仆”的地位。于是，相当多的士人常常要高扬一种强烈到过分的理想主义精神，用所谓的君子为标帜，以相当高的价格、道德标准来裁量现世，在这种普遍而永恒的真理中赢回自己的话语权力，以避免边缘化的命运。这是他们顽强地显示存在的唯一方式，也是保持自身不至于湮灭的唯一策略，古典知识是他们所拥有的所有资源，理想主义的道德箴言与真理成了他们 不得不树立的旗帜。自己不能成为权力中心，但要求权力拥有者具有这咱古典知识与道德水准；当权力所有者不得不遵循这一规则时，他们才有一些高踞权力之上的感觉。
二世纪中叶，这种理想主义在东汉文士的议论中时尚的旗帜，当这种危及特权与利益的理想主义发展到顶峰时，终于也招致了对它的反击。党锢之起就标志着这种理想精神与普遍真理的挫折，也导致了思想史的一个巨大变化。
在这种完整的的意识形态笼罩下，刺激了以博闻强记为特征的知识主义风气，借助经典注释而表示才华与见闻的方式就更加盛行，并形成了“古学”与“通儒”的传统。这种风气引起了思想变化，即是非的标准由信仰转向理智，经验与知识、逻辑与理智被放置在证人一切的尺度和标准的位置上。博学多识成了当时一种倍受推崇的品格，贾逵与马融先后成为知识界的领袖。而融会古今、博通六经的郑玄出现，则是这一知识风气的结果。这种风气无形中拓开了思想的范围，也拓宽了思想的资源。
东汉士大夫中所崇尚的理想价格与道德精神，在普遍的政治权力压迫下，与世俗的卑琐人格与实用精神对抗，它无法不以一种激烈的态度来维护自己的立场，凸显自身的存在，于是逐渐走向了极端。也发展出一种近乎洁癖的态度，不仅以苛刻的道德标准裁量一切，甚至拒绝在任何情况下的趋同，即与他人、包括政治上的盟友和思想上的同志认同。
这种理想人格与超越精神，与老庄思想更为吻合。在党锢之事后，东汉时代大规模的群体抗议就转化为个体人性的坚持理想与逃避现实；而对于个人的价值与意义，评价标准也从社会功绩转向了个人品格。
在公元166年，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了，同时代表东汉博学通才知识风气的马融去世，而襄楷在上书中提到了“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思想史也进入了另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