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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靠语言表达。世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由于语言或文字的传媒来认识的，语言在人们的思维中构筑了第二个世界。通过语言的的传递，人们认识了自己面前的现象世界；依靠语言的调整，人们在心中重新建构了一个更完整的观念世界；借助语言的表达，人们又把自己思索中的观念世界转告他人。语言的观念世界的延续就形成了思想的历史。作为工具性的语言把握，名辨是那个时代的每个思想家必须关心的技术；作为思辨性的语言研究，名辨之学也是那个时代一思想家追问的关于语言与世界的根本性问题。
“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古人是相信语言的力量的，至少在巫祝史宗的时代语言是有一种神秘力量的。
对于语言的态度，春秋战国的各个思想家是不一样的。坚信语言可以说明世界的是孔子及其后人。他们关心的是社会，格守着传统的语言系统，希望社会秩序稳定在原有的语言系统上，“必也正名乎”。希望以名维持传统秩序的稳定和延续，拒绝为世界的改变而改变旧的语言系统，“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墨子一系特别重视实际，常常倚重现有经验以确定知识，所以他认为名并不具备永恒的意义，而要由实际内容来判断。在名与实的关系中，墨子显然更偏向于经验主义，语言是是一个后起的东西，并没有绝对的意味，语言有效是否的根本依据在于经验。
老子对于语言的态度更加激烈，他基本上是不相信语言的，因为他关注的是超越经验与语言的道，而不在于具体的事物与现象，语言无法描述这种玄之又玄的道，能说明的物又总是在变动流迁。名是没有永恒性也没有绝对性的，一切语言反而能够阻塞人智慧的感悟能力。老子承认，语言在万物起源时就已经产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但又告诫人们，一定要懂得语言的限度，语言不是永恒的，一方面万物变动不居，一方面道无常名，故而对语言始终要有一份疑问，对经验也要有一份警惕。于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语言并没有调节宇宙秩序的意义，只能妨碍人们体验终极的天道。
只有一直在考虑名、实关系的墨子后学和名家，才真正把语言的思辨或论辨技术提升为一门形而上的学术。惠施的立场近乎道家，其思路以齐物来瓦解语言的差异，偏向于合同异；公孙龙则似乎重在离坚白，以对事实、感觉、性质的描述语言的分离为特色，更接近纯粹的语言分析。
当论辨成了纯粹的逻辑与语言的辩论时，其背后的思想史意义就开始转化，它不再与现象世界息息相关，在中国人看来，“能胜人之口，不能胜人之心”的辩论并不具备真实的意义，这里道就变成了术，思想就成了技巧。各种思想潮流就开始矫正这种日渐成为口舌之辨的语言观念，使之成为通向道的超越境界、人的道德世界或智的经验世界的工具。
后来的法制主义者则是“循名以责实”的思路，是一种极端清醒、极端理智的现实主义。被后世称为“名家”的战国辨者就渐渐消失，纯粹语言思辨与分析也逐步退出思想史，直到唐代佛教唯识的著述与禅宗公案中，才再一次短暂的浮出水面，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执着社会关怀的中国人似乎不习惯这种在现世中毫无实际用处的纯粹语言思辨，追求心灵超越的中国人也不愿沉湎于这种繁琐而细致的语言游戏。在后世，名家渐渐演变成了人的品德与名分的鉴定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