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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纬书，有相当多的来自数术之学占验吉凶的知识，还有相当多的天文与地理的知识，前者是为人们预测社会与人类行为的吉凶，后者是为人们预测宇宙与自然运行的轨迹。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中，它们本来同出自一种文化背景与土壤，是同一知识系统中的东西，都来自经验与联想，因此同样可信与合理。
这些一直处在自然状态的知识与技术在秦汉之际始终处在普遍而零星的自然状态。但在为国家意识形态形成的时代，巫祝、术士们就会有意识地寻找一个公认的主流的系统的理论框架和经典依据。攀附权威的经典，表述自身的思想依据，开始为提升自身的文化品格、在精英垄断的文化格局中占一块位置而努力，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以天地人合一的天人感应为基本思想的。
与一般知识向精英思想提升的趋势一致，精英思想也在向这种一一般知识索取资源。在汉初以来学术与思想意识形态化过程，儒学中不断修正其过分理想主义与精神主义的道德中心思路，采纳了相当多的黄老思想为自己建构宇宙支持系统，采纳了相当多的法术思想为自己开发制度与法律系统，同是也采纳了相当多的数术方技知识为自己建设一种沟通宇宙理论与实际政治动作和实际社会生活之间的策略与手段。相当多的儒者及官僚都在运用这种以阴阳五行为骨架、天人感应为中心、灾异祥瑞与现实政治相贯通的理论，很多本人就很精通这种预测祸福的技术。通过征兆或象征，引入望气、星占、物验等知识，借助阴阳五行的理论，采纳方术中的卦爻、干支与天象历算方法，把它们附会到政治问题上，以此来调节政治的动作。
纬书把当时人们看到的所有事物和现象都整齐地纳入它所设定的秩序，使它们都得到妥善而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它要努力地延伸和扩张它的适用范围，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物进行预定的安排与解释。它们选定气、阴阳、五行这一中国古代以来最为人所信奉的思路，这一理论的高度涵盖与超越性使它总是似是而非地可以解释一切，又符合人们直觉与经验。无论这种解释是天才的想象还是肤浅的比附，在当时它极为有效地解释了一切，并给人们以掌握一切的自信。
经典的话语霸权来自它对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制度、法律、教育的垄断与干预程度，纬书必须也将它的话语意向明确地指向政治。这咱政治热情使纬书的编撰者一方面特别热衷于搜寻历史，为当下的政治提供借鉴；另一方面特别关注于现世，以灾异祥瑞警戒当局，有相当多的关于政治举措的见解，而政治得失又都天地变化息息相关。
当儒者把阴阳五行理论与天文历算知识接纳到正统与主流意识形态中，纬书就剩下原本的数术方技一类东西，在理智的学者批评中渐渐退潮，又回归到了民间即原来的起点。
在此时期，儒家的经学则逐渐会稳了思想权威的位置。经典之学成了通向理想的唯一阶梯，更使士人认为它是一切知识的基本来源。它一方面是人格与精神的支柱，一方面又是知识与技术的总汇。于是经学成了显学，而对绝对权威经典的解释之学也由此成了知识的来源与真理的凭据，在经典及其注释中人们可以获得所有的知识，在经典及其注释中也真理则拥有了所有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