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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世纪中叶尤其是知识阶层渐渐疏远了以群体认同价值为标准的人格理想，转向了追求个人精神的独立与自由。这当然有由于与权力对抗中群体失败的心理阴影的影响，但也是一种对真理终极依据进一步追问的结果。这是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意识到真理的终极依据在于个人的体证，人的存在价值不在于社会的赞许而在于心灵的自由。蛰伏于主流知识阶层中追求独立与自由的思想开始显示出来，在更广阔的取资范围中得到了来自道家的思想资源的支持，于是便引出了后来所说的玄学之风的诞生。
玄，在<说文解字>中解作“幽远”，玄就是“象幽而天覆之”；玄之又玄就是众妙之门，就是道的根。当这些抽象深微的哲理讨论成了思想的潮流时，就被称为“玄学”。由具体的天象和世间的道德转向玄虚的道和无时，就从儒转向了道。于是，汉代作为一切知识和思想依据的宇宙论如阴阳五行，就被新的知识和思想即关于本原的有与无所取代。只有这种永恒而又超越的本原，才可以充当一切的依据，而有与无、言与意就成了思想史的关键性词语。
确立无作为本的绝对意义，凸显意对于言的优先意味，不仅仅是一咱纯粹哲理的玄思与冥想。在有与无的讨论中，无被置于优先的位置，导致了思路起点的大转换，也导致了生活价值态度的大转换。名教本于自然，就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实践提供了合理性依据，有了竹林七贤的放达，有了以玄妙、雅达、旷达为标榜的所谓的风流与放诞。
魏晋时中国上层文化人知识结构与思想习惯发生了改变，开始淡化对知识分类的具体把握而代之以对哲理的简约的玄虚理解，开始热衷于讨论一些与经验、知识无关的话题。而玄学思路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从无到有，培育了贵无与崇有的不同学说，另一方面从老子到庄子，经典依据的变化也引出了不同的思路，从玄学的本体讨论引向了对人生超越与精神自由的追索兴趣。另外，引人注意的还有玄学的游戏倾向与文学取向，其中真诚的哲理思索意味渐渐淡化，更多的是作为语言训练式的思辨游戏和表达从生态度的文学演练。
人们普遍接受了老、庄玄旨，成了普遍真理，成了一咱资源与背景。此时，佛教渐渐进入了中国的上层知识界与思想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