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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术为天下裂，在思想者纷出的时代里萌发出种种深刻片面的思想；随着历史由分而合，思想也逐渐转向综合。其中很重要的有<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就是一个涵盖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基本框架，依照天道 循环变化，以四季十二月为纲，体验阴阳消息，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联想，将天象、物候、农事、政事、人事等统统系连起来，综合各种思想、知识与技术，设想了一个日常思想与行为的秩序。其依据是战国时代一直被反复思索的天道、世道与人道之间的同源同构互感关系，来自甚为流行的黄帝之学。
十二纪以十二月为序记载天象的变化、物候的迁移、农事的运作、祭仪的顺序，其形式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旧籍中记载的夏、商、周的仪式。从每一个月的一开始，不仅描述了这一月的天象(太阳与星辰的位置)、神祗、动物、音律、数字、祭祀、物候、味臭，还安排了天子的居处、车乘、服色、食物，规定了政府的事务、仪式以及军事、农事的禁忌，然后根据人们从天文季节的迁移与地下物候的变迁中的联想，将天与地的现象挪移到世道与人道之中，以天地的变化为不言自明的依据，论证人世中个人与社会的道理。
从春夏到秋冬，在这种象征构筑起来的天时体系里，农者的岁时之功、兵家的治军之道、儒者的立身之本、墨者的节葬之说，都在天道运转、阴阳变化中一一被纳入。
于是，<吕氏春秋>以黄帝之学的天道构筑了一个以太一、两仪、阴阳、四季、五行、十二月为基本时空框架的庞大网络，它在原理上终于把天与人之间的关节完全贯通：天地生人，是阴阳化育，是自然而然，因而人与天有种种相似的状况；人生而有性情，是天赋予的自然禀性，人性与天道一样拥有不言自明的本原意义，所以应当像天的无言、无为、顺便、自然一样，社会也应当顺人之本性，不使其纵逸，不使其压仰。
秦汉之际，以黄帝之学为线索综合各家之长，以天道与人道的贯通为基础，兼顾自然、社会与个人生存为思想取向，成为这一时代的思想共识。
以汉代前期，真正符合“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并彰显贯通天地人的宏大精神的，则是淮南王刘安召集门人宾客撰写的<淮南子>。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 更凸显“太上之道”的绝对优先意味，将其置于天地人之自然法则与生存本原之上，叙谈思路起点与价值依据。道的法则，一是柔弱清净，二是自然无为，三是返本复初。人也应当像道一样，恬然无思，澹然无虑。
2) 作为道在自然、社会、人类的呈现，对宇宙的起源、空间与时间、宇宙与人类的微妙对应。幽冥与世间的互动关系、人类自身的起源及生存等，把这些思路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框架。
3) 从自然的天地人神关系出发，视野又扩展到社会问题的领域。符合道的社会应该是原始而淳朴的。
4) 淮南子各篇交光互影，囊括春秋战国以来的种种学说，构成一个大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具有强烈的批评现世的倾向，由于它以天为判断秩序合理性的最终依据，高悬道的终极境界为追求目标，又以古为追求的理想社会，以无为为现实中的合理策略，势必对实在的、有缺陷的现世秩序生活提出苛刻的批评。
握有意识形态、制度法律、道德伦理的话语权力的帝王成了次要的具体管理者，他之上还有永恒的道与不容置疑的天。在他之下，还有追寻个人生命的达人和权利不能管束的世外，具有明显的反中心、反一尊和追求自由的意味。
终于，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顺应着汉王朝积极的扩张主义和集权倾向的滋生，黄、老之学渐渐在国家的意识话语中心向边缘移动，一个时代的结束，也预示了另一个时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