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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殷商时代相比，西周时代中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在进一步合理化和秩序化中。
作为秩序象征的礼仪，实际上有一个很广阔很深厚的背景在支持它，作为它不言自明的依据，这就是古人对宇宙的理解。
作为空间的宇宙，在商周的人们看来，是规范而有序的。天与地相对，而天与地则又都是由对称而和谐的中央与四方构成，中央的地位高于四方，四方要环绕中央。四方各有星象，诗经中西周人在仰天长叹时，先说天汉，次说织女、牵牛，然后分四方时说到东有启明，西有长庚，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同样，地分五服，甸、侯、宾、要、荒，一圈一圈地向外推衍。这就是当时人们对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的天下的秩序化。
作为空间的宇宙，在殷周人心目中投射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深层意识，即以中央为核心，众星拱北辰，四方环中国的天地差异格局。这种宇宙结构给他们提供的一个价值的本原，就这这种格局是天然合理的，因为它是宇宙天地的秩序；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观念的样式，就是一切天然形成的事物包括社会组织与人类自身，都是与天地宇宙同构的；也给他们他们提供了一个行为的依据，就是人类应该按照这种宇宙、社会、人类的一体同构来理解、分析、判断以及处理现象世界，国为现象世界中拥有同一来源、同一结构、同一特性的不同事物是有神秘感应关系的。这样在当时人们的思想世界中，就以对天、地、人的体验与想象，形成了一个整齐的秩序，从而古代中国确立了自己的价值的本原、观念的样式和行为的依据。

这种宇宙秩序就体现在被称为礼的仪式中，礼具有重要的意义。
秩序首先表现为一套仪式。这种秩序的合理性由仪式特别是祭祀的等级、形式把这些体验、观察和想象的结果加以确认和表现。把来自宇宙的自然秩序投射到历史的社会秩序之中，把人类社会的等级秩序在仪式上表现出来，并通过仪式赋予它与自然秩序一样的权威性和合理性。人们通过仪式与神圣发生关系，经同象征性的活动得到宇宙、天地、神祗的认可；人们也通过仪式与世俗发生关系，借助象征性的行为把天意、神意传达给世间，由它来强化人们对秩序的认同，也由它来表达超出自身能力的愿望。
本来，这咱仪式的合理性来源，是人之为人的感情与人的理性；社会的差序格局和仪式的轻重等差形成的依据，是从有血缘亲情的父子兄弟夫妇关系中来的。本来的思路应该是从人的感情和理智出发的，并不是外力强制的结果。
但它形成一种仪式化的规则并有了不容置疑的权威后，就渐渐远离了个人的情与知。人们把礼当做一种天然合理的规则来遵循，而不再追问它的依据何在，礼的仪式从天道那里找到了合理性的最终依据。本来二者是不同的，天道来自宇宙秩序的规范，而人情来自血缘亲情的自觉，但古代中国的仪式却把二者混融在一起，而且早期更有偏于天道而漠视人情的趋向。
仪式其实是一种象征。象征的意义之重要，几乎可以与生命的出现相比。有了象征，各种各样的现象可以通过少量象征表达传递。尽管象征本来是一种符号、暗示、隐喻，并不是事实本身，可是在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中，象征是极为重要的，有时竟取代了事实，成为意义之所在。几千年来的中国，象征形成了一整套复杂而有序的系统，由于人们对它的相信，它竟真的起了一种纷繁宇宙秩序和社会秩序，支撑知识体系和心理平衡的作用，因此象征的崩溃常常就是秩序的崩溃。
就在这重重叠叠充满了象征的仪式中，象征的意义就显出来，它在人们心理上暗示了秩序的存在，也渲染着秩序的神圣，尽管这秩序本来是速算　历史的产物，并不具有天然合理性，但是在象征性的仪式的暗示下，它便拥有了事实的权威性；而人们接受了自己创造出来的仪式和象征，反而把这套象征认作是宇宙的合理性的证据，被人自己的创造性制约住了。思想就成了通过象征世界对事实世界的使用、说明和解释。
一些象征的反复使用与日益抽象，就逐渐形成一些固定珠、神秘的、由数字表示的概念。这些数字是古人对现象反复归类的结果，中国的数字一起与具体事物相关，从不是抽象的数字。
在这些拥有天然合理性的定数中，有两类　涵盖一切而又彼此整齐对立的，这就是奇、偶数。在古人看来，奇偶就是宇宙间成双成对的现象和事物最抽象的、最现成的象征，其用来对应变化莫测的宇宙和社会，被置于不可测定的偶然性形式中，就是筮法。奇偶组合通过筮法来预告，事实世界也可以通过象征世界来预测，后世的＜易＞就是由象征性的奇偶组合来表现事实世界的纷纭变化。
与数字组合相配的，存在于经验和记忆中的各种过去的故事，隐喻或昭示着未来的情形，这就是占卜。本来这些象征只是来自一些经验和记忆，但当这些经验和记忆中的现象与某些另外发生的事情被人们当做必然的应验，被纳入一种因果关系，就成了象征，象征的反复出现，便可以成为预兆。中国思想史上的阴阳在逐渐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