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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四世纪的中叶后，佛教思想渐渐进入中国思想世界的主流，佛教思辨渐渐成为中国知识阶层思想兴趣的中心。最值得注意的是活跃在北方的道安与在江南的支遁。前者的意义主要是在重新整理与翻译佛教典籍，改变各家各依旧籍以致于佛理分歧的状况，并且传授了相当多的杰出弟子，形成了庞大的僧团；而后者则将佛教般若学的深奥道理与玄学思辨的最高成就融洽，并影响了相当多的文人士大夫，使中国思想世界以佛学接续并超越玄学。
比起传统中国对于形而上终极本原的讨论，佛教的思考不仅深入，思想的理解与表述也更加精确与清晰。首先佛教各种经典与论著中有种种相当精致和复杂的譬喻。运用精致的比喻来显现复杂的哲理，佛教有相当自觉而深入的实践。另外，佛教经典中的术语相当细致与繁复，关于空的概念要比中国思想中的无复杂和细致得多。再次，由于佛教特别注意采用肯定与否定结合，俗谛与真谛、不了义和了义连缀的方式 ，时时提醒人们对于这种空并不是真正的否定，也不是真正的肯定，既不是无也不是有，对于无的理解和表述就更具层次，更有超越性。另外，佛教特别强调语言的限度，指出对于空的理解与表述，一切都不能胜任，而一切语言又常常使思想处于固执的分别之中，更妨碍了思想直探存在的本原。真正的实在是“不可思议”或“不可言说”，终极的空更为幽深和微妙。
佛教对于人性的分析远比中国传统要细致深入，因为它坚实地建立在对宇宙本原的细致而复杂的分析基础上，拥有有贯通感觉、知觉、心理、生理甚至社会的环环相续的推理；另外它不仅有坚实的依据和细密的理路，而且要从中推导出实现人性圆满境界的程序与方式。
竺道生关于人生总是的思路，是建立在<般若>关于宇宙本原的分析上。一切都是生灭不定的无常，是空；人自身也是空，一旦以自身为真实的实在，就有了我，也误入了没有真实的苦。就是说，这世界一方面是外在尘缘的投影，一方面是心灵感知的回应，由此幻化出的这个在人们心中仿佛真实存在的世界，就引起了世俗世界中人们的幻觉、欲望与行为，而因此导致种种苦恼与纠缠，则使人们进入了世间不可避免的生死流转中。于是，就得出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和“一切无明烦恼等法悉是佛性”。
既然众生都有佛性，那如何达到呢？竺道生提出了“善不受报，顿悟成佛”。 所谓顿悟就是人们在意识中的一念之转就领悟到了绝对真理。早期佛教史上最有影响的一是般若学，一是禅学，前者是哲理的分析与启迪，后者是技术的修炼与培养。由于禅学技术与般若哲理的贯通，禅不再是一种苦苦抑制身心的修行方式，也不再需要艰苦卓绝的漫长历程。在禅智双修的思路中已经潜含了顿悟的因子；于是，禅学渐渐转化为依据哲理包容方法的思想体系，从众生被动地抵御外在诱惑的修炼方法，转化为文化人主动适应自然的自心感悟能力，因此有了禅宗的出现。
竺道生在佛学上意义，就像王弼在玄学上的地位一样，使得佛教的思路从纷繁陈旧转向了简捷明快，把过去艰苦困难的佛教救赎途径建立在般苦的基础上，一下子变得简单轻松。但也使佛教的清规戒律、修行方法与理论分析都处在瓦解的边缘，佛教本身也有被消解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