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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五世纪到七世纪这两三百年的思想史，往往被看作是儒道佛三种思潮纷争角立与彼此融合的历史过程。中国思想世界这三大思潮各自确立了自己的思想畛域，逐渐接纳了异端的思想成分。
宗教团体能否与世俗国家利益共处并拥有独立存在的可能呢？在古代中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在意识形态话语与真理的领域，以及延伸到利益分配的领域中，一切都在国家及其象征王权的笼罩下。在佛教信仰与世俗秩序的关系中，如果承认人生的本原是空，那么人现世生存就是没有价值的，社会的现实秩序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承认的的生存是一咱苦难的连续的因果过程，则父母的养育之恩、家庭的血缘亲情，君主的治理之德，都不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
佛教以精神和超越为价值基础建立起信仰体系，又以无差别境界作为宇宙与人生的本原和理想，实际是瓦解了实存的秩序，而把个人精神的超越放置在社会责任与血缘亲情之上。但在古代中国思想世界中，家国是不言而喻的实在，以孝为核心的血缘亲情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建立在这个自然感情基础上的人性，是维持家庭、社会正常秩序的基础；如果动摇了这一基础，一切秩序都将崩溃。此时佛教该如何立足呢？
佛教进入中国后，处在右国的语境笼罩之中，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构成了一咱巨大的压力。这种话语权力是无形的，常常由三方面组成，一是世俗政权所拥有的强制性力量，二是这一文明区域中人们形成的习惯性理解与解释方式，三是继承了这一文明的历史传统的权威。佛教进入中国后所面临的三方面压力都存在。
在这二百年间，中国改变了佛教思想，在佛教教团、戒律、精神与民族立场方面，佛教都在发生静悄悄的变化，不能不适应中国：在专制的中国政权势力的统治下，他们只能无条件承认政权的天经地义，承认宗教应该在皇权之下存在；在传统悠久的中国伦理笼罩下，他们只有首先确认传统的合理，并在这种合理性范围内调整佛教的伦理规则；在汉民族本位立场极其强烈的情势中，佛教也常常需要委婉地说明佛教与中国的因缘，用种种比附或比喻的理由回避民族情绪的强烈对抗。
于是到了七世纪的中国，其实佛教已经相当带入了中国思想世界，相当地汉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