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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这个概念，据说是老子最先提出的，“天地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
战国的思想家们开始明确且自觉地讨论宇宙时空的问题，各种传统的前提和依据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具有不言而喻的权威，对于现实的秩序、人生存在需要有不言自明的依据。
在战国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大约是类似“盖天说”的一种宇宙观。
首先，宇宙时空的话题在这一背景中逐步哲理化。宇宙空间有一个中心的、神秘的“道”，是“一”，是“太极”，拥有其它一切现象世界中各种事物都不具备的绝对性和终极性。“枢”是轴，一切都环绕着中心轴在运转，以不变应万变，而一切变动，以均从此出。
当这种绝对性被确认，人们就反过来反它当成一个确定的、不言而喻的经验的基础或理性的依据，把过去实测到的、经验的、感情到的时空现象放置在这个道的下面，认定那种和谐完美的自然秩序就是道的无言自化。这几乎成了战国中期以来的共识。
作为思索的基础和依据，道的概念被广泛地使用，一方面很自然地沿着阴阳五行的思想，延伸到对天、地、人的结构性分析中，成为中国古代宇宙思想的重要背景；一方面也被作为人之本性与人际伦理的合理性依据，投射到关于社会秩序的争论中，成为中国社会思想的重要背景。
其次，宇宙时空的结构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更加系统化的趋向。邹衍将九州推充为八十一个九州，并提出了对后世政治意识形态影响至深的“五德终始”论，一种具有循环轮转的时间意味的五行次序。邹衍这一类人是在追问宇宙时空的奥秘，并试图以此来显示儒墨局限于现世是非曲直的弊病，为思想提供宇宙时空的最终依据。
对于宇宙时空的天道的思索，体验与玄想最终在思想世界积淀了一个大体成型的观念性框架，即人类生活在一个由道、阴阳、四时、五行、八卦等有序的概念构筑起来的，天地社会、人类同源同构宇宙之中，在这个宇宙中，一切都是朴素关联的，一概都是流转不居的，整齐有序的运转是正常的，同类系联的感应是正常的，而这一秩序所体现的“天道”，则是这一切的最终依据也是一切的价值来源。
但将天道作为衡量一切的依据，与另一种传统的“人道”的思路发生冲突。<易>、<中庸>等把人与天的关系重心从天移到人，但并没有将二者绝对分离:“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但在荀子看来，天只是自然的天，而不是有神意志的天，也不是作为秩序依据的天，尽管“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但这种无为是无意自化，不会回应人间的是非，“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他希望天与人应该分开，“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在荀子看来，一切最终的依据在于人，“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人是可以改变自然的，“制天命而用之”。道不是天道，而是人道。从天的角度论道，只好一切顺应自然，他批评庄子是“蔽于天而不知人”，人才是一切思想的基本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