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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战国思想世界的两个主要话题中，一个是关于宇宙时间与空间的，另外就是关于社会秩序与道德的，这些都是个人存在的环境与背景。战国关于人的存在的思路的出发点，首先是追求生命的永恒存在。
而儒者关注点并不在此，他们更注意人在社会中的现实存在，“未知生焉知死”，荀子也讲，“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人的生存只是在现实社会中，于是对人的关怀只限于人与社会的关系。
着眼于社会秩序的思想家往往过于重视人在社会中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定位与调适合作，而不太重视个体存在状态的自由与真实。对于一个人价值的评判，是以他在社会上的道德品格或功业成就为基准的。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善等这些评价依据依然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首先、价值及其意义的实现。人的生存意义实现取决于人的性情，人的性情差异取决于人的修养，人的修养取决于人的等秩，人的等秩一开始就决定了人的品格与价值。<大学>中从知止的平静、安宁心态和理性思考开始，把积累知识与端肃性情当做人之为人的起点，从这一点起，才能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不是个休生命在宇宙中的存在，而是个人价值在社会中的实现，没有社会作为人生坐标的参照系，就没有个人的位置。
但那些更注重天道、在无言的宇宙中体会到更多的自然与自由的人就在对现世的愤懑和烦忧中提出了另一种关于人的思路，其中最深刻的就是庄子。
庄子的想法正如在<达生>中所说，不是追求生命本身的绵延，而是寻找个人对生命的完成和精神对生命的超越。他也幻想生命的永恒，但更关心是人对生与死的理解是否能够超越生死。把生死都视作一体虚无，就能够超越生死，去除心灵中对生的渴求和对死的畏惧，不再为生死而忧愁烦恼，便获得了精神的自由与快乐。在<天道>中他称作“天乐”，就是因为体会到了自然生命流程之后的达观：“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庄子对”这种精神上淡化生死的界限，并不是被动地顺应生命的生死流转，而是尽可能依照天道自然来完整实现自己的生命，达到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
庄子对人的思考中心是个人生命在宇宙间的存在意义，并不看重人在现世中的社会价值。任何在社会评价体系中占据重要意义的名、谋、事、知，在庄子看来都是对人生命存在的伤害。天即自然，人亦自然，任何束缚人的理智和情感都是对自然的残害，人之禀受于天的，就是一个自然而且自由的的个体生命，生命的意义正在于精神的自由。
人只有抛开世俗的名利之累，以无已、无功、无名的心态进入一无所有、广袤无垠的自由境界，人才能与天道一样处在无的状态之中。因为只有无才蕴涵无限的可能性，人只有在无中才能有绝对的自由境界，才能体验到生存的真实意义。
在这一思想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1) 这种人生观念有其宇宙的依据。人是天生，就应当顺应自然。儒者把道德情感和伦理原则当作人的根本依据，而 庄子则把天赋的自然的个体生命存在当做人的根本依据。所谓仁义是社会开始远离朴素混沌后，无可奈何才形成的一种道德自律，并不吻合人的自然情感。仁义的人尽管很高尚，但他无法要求别人也如此，总是处于一种常常的忧虑之中，结果自己也被这种外在的反应所缠绕，于是失去了自然和自由。在儒者称为根本的人性，在庄子看来，自然的天性丧失之后才出现了这种含有道德良知的人性，而人性的产生恰恰断送了天性。
2) 这种人生观念有其历史依据。善恶是非标准本来就是人自己创造的，人却把它当作了先天的存在。庄子在追问这套价值标准的来源，就发现这些只是人类自己在画地为牢。世界上没有一种绝对的价值，一切都是相对的存在，除了永恒的虚无是唯一之外，一切都不是绝对的是或非。个人的生存也如此，人们应该超越生死界限而得到达观，对于外在的功名更应该鄙示。他希望用“齐万物，一死生”的思路，消解所有的理性与价值，使人们超越世俗，获得绝对的自然和自由。
3) 这种人生观念有其实用意义的。人之所以有各种危难困惑，就是因为人进入了一处他不应当存在的、充满焦虑、繁杂、争斗的社会，人的天性被损伤，若能够回归到原初状态，回归与自然一体的原初之思，人就能够“全其天”。相反若拥有了理智和知识，就有可能“劳形自役”。不如无思无念，无知无识，像原初时代的蒙昧与混沌。“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无用之用是保全生命存在的永恒与精神境界的自由，可是，“今俗世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
但这种关于精神超越的思索在战国时代未免太不切实用了。何况社会本来是由无数人构成的，逍遥的漫游只是一种想象，精神的自由更只是一种幻想。